法律服务站里，许半夏听完沈墨关于平台构想遭遇内部抵制的叙述，并未感到意外。她将一杯刚沏的茶推到他面前，语气冷静如常。
“内部的阻力，根源在于畏惧改变和不愿承担责任。强行推动，事倍功半。”她指尖轻点桌面，“但秦衡书记的表态，和‘最多跑一次’的改革要求，是两股可以借用的‘势’。你需要做的，不是说服你中心的同事，而是让你这个方案，变成一个‘政治任务’。”
沈墨眸光微动：“具体怎么做？”
“化整为零，试点先行。”许半夏思路清晰，“你不要再提那个宏大的‘平台’构想，那听起来工程量大，容易让人望而却步。你可以将其拆解，包装成一个‘信访溯源与协同处理机制创新试点’，聚焦于解决‘最多跑一次’在基层落实中的‘堵点’——也就是部门信息壁垒和程序空转问题。”
她拿起笔，在纸上勾勒：“将这个试点方案，直接以信访中心的名义，并附上王德贵案的成功案例作为佐证，上报县委改革办或县政府办，申请列为县里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层创新项目。一旦被上面认可、立项，它就不再仅仅是信访中心内部的工作调整，而是县里的改革任务。到时候，老马、老孙他们再抵触，就是对抗改革大局，这个责任他们担不起。”
“同时，”许半夏补充道，“方案中要强调与司法调解、公益法律服务的联动，将我这边也纳入协同体系。这样既增强了方案的专业性和可行性，也能分担一部分压力。”
沈墨豁然开朗。许半夏的策略，是典型的“借势而上”和“曲线救国”。绕过内部僵局，直接寻求更高层面的认可，将内部矛盾转化为落实上级要求的工作部署。这不仅能打破阻力，还能为后续工作争取政策和资源支持。
“更重要的是，”许半夏压低了声音，眼神锐利，“这个试点一旦运行起来，必然要求相关部门共享数据、明确权责。这就像在你之前画的那个关系图谱上，强行架设起几条透明的管道。城投公司的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王德贵案的积弊，在数据关联和流程追溯下，将更难隐藏。”
沈墨彻底明白了其中的深意。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平台，更是一个打破黑箱、倒逼规范的利器。它从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升格为了推动治理变革的支点。
“我明白了。”沈墨心中重新燃起斗志，“就按这个思路，重新起草方案。突出其对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效用，弱化其技术复杂性。”
“没错。”许半夏点头，“而且，时机很关键。城投公司正在全力保住‘北部物流园区’项目，这个时候上报一个旨在提升治理透明度、规范行政流程的试点方案，符合当前强调规范和效率的大环境，获批的可能性很大。”
带着许半夏的建议，沈墨回到办公室，连夜重新起草方案。他摒弃了之前技术化的表述，紧扣“改革”与“效能”主题，以王德贵案为引，深刻剖析了信息壁垒带来的治理困境，并将新机制定位为打通“最多跑一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
方案完成后，他没有在中心内部讨论，而是直接打印装订，以信访中心名义，通过正式渠道，报送县委改革办和秦衡书记，并抄送了县政府办公室。
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一旦方案被上面采纳，他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动力；但如果被驳回，他在信访中心乃至玉泉县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箭已离弦。
接下来，就是等待回音，以及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更强烈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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