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8日，柏林的春寒尚未褪尽，总理府的大理石走廊里却弥漫着灼热的野心。
阿道夫的皮靴敲击着地面，发出沉闷的回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欧洲大陆的脉搏上。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深邃的目光落在面前的康拉德·亨莱因身上——这位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领袖，此刻正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攥着皮质公文包。
“亨莱因先生，”阿道夫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穿透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苏台德的日耳曼同胞，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压迫下忍受了二十年。这种屈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他走到巨大的欧洲地图前，手指重重地戳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那片马蹄形的区域上，“这里，从易北河到奥雷山脉，从波希米亚森林到西里西亚边境，本就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土地。1919年的《圣日耳曼条约》是强加给我们的耻辱，现在，是时候纠正这个错误了。”
亨莱因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早已与Nc德国的扩张野心捆绑在一起。
“我的元首，”他恭敬地回答，“苏台德的三百五十万日耳曼人，始终心向帝国。我们一直在为自治而斗争，但捷克斯洛伐克政F的压迫变本加厉——他们限制德语教育，剥夺我们的政治权利，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和平请愿。”
“很好。”阿道夫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要你回到苏台德，向布拉格政F提出要求。记住，”他的语气骤然变得严厉，“提出的条件必须如此苛刻，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根本无法满足。我要的不是谈判，是借口。”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愈发坚定，“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是在为同胞的自由而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顽固，将欧洲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4月24日，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上，行人步履匆匆，却难掩眉宇间的忧虑。亨莱因在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抛出了阿道夫授意的“八点要求”：苏台德地区完全自治，承认日耳曼语为官方语言，释放所有“政治犯”，赔偿1918年以来日耳曼人遭受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撤出苏台德地区，由日耳曼人组建的自卫队接管防务。
这些要求，无异于将苏台德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割裂出去，布拉格政F自然无法接受。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立刻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议室里，地图上的苏台德地区被红色铅笔圈出，那片面积2.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居住着三分之一的日耳曼人口，更是国家北部的天然屏障——苏台德山脉的崇山峻岭间，遍布着坚固的防御工事，是抵御德国入侵的重要防线。
“这不是要求，是最后通牒。”国防部长扬·西罗维愤怒地拍着桌子，“希特勒的目的很明确，他想要的不是苏台德的自治，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们让步，接下来就是波希米亚，是摩拉维亚，我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
贝奈斯总统面色凝重，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知道，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也与法国签订了互助条约，但在强大的德国面前，仅凭自身力量难以支撑。
“立刻向巴黎和伦敦发电，”他最终做出决定，“向英法两国说明情况，请求他们履行同盟义务。同时，加强苏台德边境的防御，做好部分动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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