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结果，无论是雇佣兵团还是背后的资本都有些怀疑人生。
东南亚什么时候拥有这样的技术了，东南亚不可能有，中国有。
但谁能证明这是中国的手段，不是他们自己的，现场一个人都没有出现，影子都没有见到，所有武器任何标志都没有，看起来就像三无产品。
连实验室的铁丝网都没有摸到还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憋屈只能打碎牙齿伴血吞下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位于非洲腹地的费洛德实验室也拉响了刺耳的警报。
这一次，来袭者是三架经过改装、具有一定装甲防护和火力的攻击直升机，显然是某方势力下了血本，意图一举摧毁目标。
实验室的防空警报立刻响起。
然而，没等这些直升机进入火箭弹的有效射程，部署在实验室周边隐蔽阵地的新型激光防空系统先发威了。
数道肉眼不可见的高能激光束瞬间照射在直升机的旋翼轴和发动机关键部位，超高的能量在几秒内就毁了电路。
其中一架直升机旋翼骤然断裂，像个陀螺一样坠向地面，炸成一团火球。
另一架发动机冒起浓烟，勉强迫降后被外围守卫部队俘获。
只有一架见势不妙，仓皇逃窜，但机体也被激光严重灼伤，能否安全返回基地都是个未知数，飞机上的人能不能活着回去也是个未知数。
西方资本再次付出了惨重代价，却连两个实验室的核心区域都没能看见。
他们再怎么样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有中国在背后支撑，无论是方郁雾还是费洛德的实验室，都如同刺猬一般，让他们无处下口。
这场围绕顶尖科研成果的暗战，已然升级为国家级力量的较量。
只要有中国在，他们在正面碰撞中就占不到任何便宜。
失败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每一个策划者的心头。
不过费洛德教授深耕非洲几十年，在非洲大陆上建立的，并非一个单一的核心实验室。
而是一个由数个功能各异、位置分散的研究前哨和样本采集点构成的网络。
它包括位于相对稳定国家、具备基础研发能力的 “核心枢纽站” ；深入特定疫区或特殊生态区域、负责样本采集和初步处理的 “前沿观察站”；以及一些为了追踪动物迁徙或病毒传播路径而设立的、位置极其偏僻的 “移动监测点”。
这种布局有利于获取多样化的病原体样本和临床数据，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安保难题。
这个网络是费洛德研究工作的命脉，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地数据和样本。
然而，其分散性也成为了最大的安保噩梦。
杨慕宁和他所协调的力量，即便再精锐，也无法像守护坦桑尼亚核心实验室那样为每一个散布在广袤非洲大陆的站点都提供铁桶般的防护。
对于那些“前沿观察站”和“移动监测点”，往往只能提供周期性的巡逻、基础的安防设备培训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有限支援。
西方资本在经历了强攻的惨痛失败后，迅速调整了战略。
他们意识到，摧毁整个网络不现实，但让其瘫痪、让其中的“大脑”和“双手”失效，却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中国那边是不用考虑的，那就是一个铁桶，苍蝇都进不去，他们的资本再强大也无法和一个超级大国抗衡的。
东南亚那边他们也吸取教了训，从那些雇佣兵那里打听到了那边的局势和情况。
实际情况远没有他们看到的和国际报道的那么简单。
中国对于亚洲的把控是远超乎他们的想象的。
想都不用想，那么多高科技武器肯定是中国弄的，弄这么多武器进去，那些国家肯定是知道的，但默认了中国的行为。
显然他们不敢反抗中国的威慑。
所以那边也是行不通的，代价太大了，只能在非洲这边。
非洲这边虽然代价大，但费洛德的实验超乎想象他们的想象，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方郁雾三个月就能发表五篇论文出来，这还是研究出来了的，还有那些还未研究出来的，其他科学家手里也还有项目。
所以里面的宝藏是巨大的，是值得他们付出。
于是一场融合了情报、心理、金融和暴力手段的“多维度绞杀”悄然展开，其阴险和精密程度，远超之前的单纯武力袭击。
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知道实验室在哪里了，而是要掌握费洛德实验室的“心跳”和“神经”。
这群资本直接开启了全方面的商业卫星的凝视。
数家看似无关的太空科技公司，调动了高分辨率商业卫星，对疑似区域进行监控，分析人员往来、车辆轨迹、甚至垃圾处理，以此判断站点的活跃度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还在本地编织了巨大的情报网，大量的资金被注入了当地，用于收买部落首领、地方官员、甚至是最底层的清洁工和司机。
还有各种间谍的渗入，一个眼神，一次无意中的抱怨，都可能成为情报源。
例如，某个“观察站”因为一名当地助手的亲戚被重金收买，其日常作息和人员轮换表就被泄露了出去，不到三天就被雇佣兵给端了，连支援的时间都没有。
甚至还启用了数字空间的窃听，高级别的网络攻击持续不断，目标不仅是核心数据库，也包括科学家们的个人通讯设备、驻地网络，甚至是卫星电话信号。
他们试图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出行程安排、人际关系网和心理状态等软性信息。
不过这个只对特定的通讯设备有用，像方郁雾他们使用的国产手机那些人是无法监控的。
更不要说杨慕宁早就在方郁雾手机里安装了反监控程序了。
只要对方有一点点意图，方郁雾都能提前一步知道消息。
针对个人的威胁和利诱是这次攻势中最恶毒的部分，旨在从内部瓦解科研团队的意志。
只要是被对方查到了的科学家，就开始频繁遇到“巧合”。
在机场贵宾厅，会有自称是某国际生物基金会的代表“偶遇”。
对其研究表示“极大兴趣”，并开出空白支票般的资助承诺，前提是“共享研究视野”或“进行非约束性的学术交流”。
某些年轻研究员的邮箱里，会收到世界顶级学府的“特聘教授”offer，附带令人咋舌的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资金。
而且条件仅仅是“提供一份您当前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以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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