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那几年，隔壁的大叔子两口子，三叔子两口子都躺在床上无声无息的就走了。隔壁院里，原本热热闹闹三家人，如今大叔子家只剩下半大孩子守着空屋；三叔子家，只剩下一个半大姑娘，小叔子家也只剩两口子和两个半大小子；克伦心里像压着块大石头。她坐在门槛上，对默默抽着旱烟的杜辉说：“他爹，这人啊，就像地里的庄稼，熬过这场大旱，就得拼命往下扎根，往上长。”郑克伦一家能熬过来，全靠乡场上大哥偶尔偷偷塞过来的一小袋苞米，嫁到黄泥滂的二妹妹过个十天半月半夜摸黑送来点山里的红薯土豆，还有杜辉跟着老马帮去贵州深山换回来的苞米。坡上只要是能吃的，全都搞了个遍，家里的灶膛，总算没有彻底断了烟火气。
等终于又能吃上饱饭了，克伦看着十岁的小女儿，因为常年吃不饱，身形单薄，但那双眼睛却亮晶晶的。
“秀，你想读书不？”，克伦把女儿叫到跟前，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几角钱，“妈跟你爹商量了，家里再难，你也得去识几个字。明天妈带你去乡场上学去，你愿意不？”
廷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把抱住母亲，声音都带了哭腔：“妈！我真的能去上学了？！”
“去吧，”克伦拍着女儿的背，眼圈也红了，“唱山歌是好听，但肚子里有墨水，路才能走得宽。”
从此，每天清晨，崎岖的山路上多了一个雀跃的身影。廷秀背着母亲用旧布头缝制的书包，一路走，一路哼着清亮的山歌：“太阳出来啰儿，喜洋洋欧啷啰……” 傍晚归来，人还没进院坝，歌声就先飘了回来。在田间地头劳累了一天的哥嫂，听到这歌声，脸上都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嫂子常说：“咱家秀妹子这嗓子，比林子里的黄鹂鸟还好听哩！”
没过几年，“破四旧”的风潮来了。红卫兵小将斗地主富农的风潮席卷到了全国各地，廷秀和她的同学们臂膀上戴起了红袖章，成为了满腔热血的红卫兵小将。她们高喊着口号，要将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到处的寺庙被砸了，和尚尼姑都被赶出了寺庙，庙里的石像都被推出来砸成几节。
有一次，批斗会上，一个穿着破烂，颤巍巍的老头被押上台，罪名是“地主”。廷秀跟着人群振臂高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晚上回家，她却有些闷闷不乐。
“妈，”她扒拉着碗里的糊糊，疑惑地问，“今天那个王老汉，我看他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家里穷得响叮当，怎么就成了剥削人的地主了？”
克伦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压低声音说：“秀啊，你还小，有些事看不透。妈跟你说，现在被批斗的好些个地主，好多都是贪便宜，用省吃俭用一辈子的钱咬牙买下便宜地，指望着能种出庄稼过上好日子，结果地还没捂热乎，解放了，打土豪分田地，地被分了，自己还顶了个“地主”的帽子……。”
廷秀听着母亲的话，看着跳跃的煤油灯火苗，感叹到“人啊，有些便宜贪不得啊！”
又过了半年，铁道兵文工团到地方招工，廷秀凭着那副天生的好嗓子和灵秀的模样，一举考中。收到通知那天，她一路跑回家，脸蛋红扑扑的，扬着手中的通知书，声音都在发抖：“爸！妈！我考上了！铁道兵文工团给我发通知了！”
杜辉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厉害，翻来覆去地看，咧开嘴，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齿，一个劲地傻笑：“好！好！我闺女有出息了！”
克伦则背过身去，用围裙悄悄擦掉眼角的泪花，那是欣慰的、苦尽甘来的泪水。
廷秀和大队里几个一起考上的妹子去了部队，在部队里，每天除了上工，还要练习基本的台步，压腿，练嗓子。练习了好些个样板戏。虽然很辛苦，但因为模样俊俏，嗓子又亮，很快就成了团里的台柱子。文工团要到各地修铁路的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条件虽然艰苦，但廷秀却非常喜欢，当她在土坡上临时搭的舞台上，穿着崭新的军装，唱着《红灯记》里铁梅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那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兄弟又不相认，可他们比那亲人还要亲……”台下的铁道兵们使劲顾着掌，她就觉得再辛苦都值了。
家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三娃子廷良，依然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克伦每天都会耐心地交代他：“廷良，今天上山捡一捆柴火回来，妈给你烙饼吃。”“幺儿，去打筐猪草，晚上让你嫂嫂给你蒸蛋羹。”
廷良高高兴兴的背着背篓就上了山，他虽然智力只有七岁，但力气不小，也听话。只要交代清楚，他总能晃晃悠悠地把柴火背回来，把猪草打满筐。有哥嫂在一旁帮衬、照看着，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总算也能在这个艰难却又充满韧性的家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混个温饱，安稳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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