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层面的胜利，为罗马尼亚代表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埃德尔一世没有丝毫放松。他明白，专家们的认可只是铺平了道路，真正的决策者们——“四巨头”，尤其是态度摇摆的劳合·乔治和原则至上的威尔逊，仍然需要被一种更宏大、更迫切的理由所说服。这个理由，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民族或甚至战略平衡，它需要触及大国们最深的恐惧和最核心的利益。
就在这时，来自东方的消息不断通过外交和情报渠道传到巴黎：苏俄红军在击退了白军的多轮进攻后，力量正在增强，其“世界革命”的号召力，如同一种无形的瘟疫，在中欧破产、动荡的国家中蔓延。匈牙利，这个刚刚经历了战争失败和政治混乱的国家，正处于爆发革命的边缘；德国，巴伐利亚等地也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一个红色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
埃德尔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红色的幽灵”，既是对罗马尼亚的直接威胁，也可能成为他在巴黎谈判桌上最有效的杠杆。他决定，不再仅仅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一个需要防范的远方威胁，而是要把它塑造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一个强大、领土完整的罗马尼亚，则是抵御这场危机，保卫欧洲文明的前哨堡垒。
他的策略精心而大胆。首先，他授意康斯坦丁内斯库将军，在与协约国军事代表的会谈中，不断强调罗马尼亚军队在东线实际承担着遏制布尔什维克西进的“防火墙”角色。
“先生们，”将军在地图上指向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方向，“我们的军队目前正实际控制着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部分地区，直面苏俄的势力。我们缴获的文件和审讯战俘得到的情报显示，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将罗马尼亚视为他们向巴尔干和中欧输出革命必须拔掉的钉子。如果我们因为领土问题被削弱，或者因为和会的决定而心怀怨恨，无力维持东部防线，那么下一个倒在红色浪潮之下的，将是匈牙利、然后是动摇中的德国，甚至可能波及波兰……届时，整个东欧将赤化，德国将彻底倒向苏俄，协约国在西线胜利的成果将大打折扣！”
这番陈述，让英法美的将军们神色凝重。他们刚刚打完一场旨在摧毁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战争，绝不愿意看到德国因革命而崩溃，并与一个革命的俄国联合，那将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噩梦。
紧接着，埃德尔亲自出马，在与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的非正式会晤中，将这一威胁论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
他对劳合·乔治说：“首相先生，欧洲的稳定需要均势，但更需要能够抵御颠覆性意识形态的‘健康细胞’。一个满足的、强大的、忠于西方价值观的罗马尼亚，就是这样一个‘健康细胞’。而一个因为领土诉求被拒而心怀不满、虚弱不堪的罗马尼亚，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滋生的温床，甚至可能被迫与苏俄达成某种妥协。想想看，如果罗马尼亚的石油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或者通过罗马尼亚输送给革命的德国和匈牙利，那对欧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劳合·乔治那双锐利的眼睛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他固然不喜欢看到一个过于强大的罗马尼亚，但他更恐惧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东欧。埃德尔的描绘，触及了他最深的忧虑。
与克列孟梭的会谈则更为直接。埃德尔知道“老虎”对布尔什维克的极度憎恶。“总理先生，”埃德尔语气严肃，“法兰西是欧洲文明和秩序的支柱。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旨在摧毁这一切。在东方，罗马尼亚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意志和力量，能够并且愿意站在前线，为守护文明而战的国家。但我们需要力量，需要完整的领土和资源来支撑这场战斗。支持罗马尼亚，就是支持法国自身的安全，就是在东方为欧洲文明建立最坚固的屏障！”
克列孟梭深以为然，他用力地点着头：“我们必须筑起堤坝，不能让红色的洪水淹没欧洲。罗马尼亚将是这道堤坝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最困难的，仍然是说服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使他对这种基于恐惧和现实政治的论证方式抱有本能的怀疑。他认为，公正的和平本身就能消除革命的土壤。埃德尔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将“遏制布尔什维克”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世界蓝图联系起来。
机会出现在一次由威尔逊主持的，讨论东欧问题的扩大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再次被提及，并且有人（或许是意大利代表）暗示可以削减罗马尼亚的要求以“安抚”匈牙利，防止其倒向布尔什维克时，埃德尔抓住了发言的机会。
“总统先生，各位尊敬的代表，”埃德尔站起身，他的声音清晰而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诚恳，“我们在这里谈论防止革命，谈论建立持久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不能通过向不公正的历史妥协来获得，更不能通过牺牲一个为共同事业浴血奋战的民族的正当权利，去‘安抚’一个前敌国来实现！”
他目光转向威尔逊：“总统先生，您倡导的民族自决，是防止革命最根本的良药。因为它给予了人民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拒绝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自决权，本身就是制造不公，制造怨恨，这才是滋生极端主义——无论是右翼的民族复仇主义，还是左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温床！”
他巧妙地将逻辑反转了过来：“一个被满足了正当民族诉求的、强大而稳定的罗马尼亚，不仅是地理上的防洪堤，更是您所倡导的‘新外交’和民族自决原则在东欧的成功典范！它将向世界证明，公正和秩序可以通过和平的会议实现，而不需要通过暴力和革命。反之，如果我们在巴黎扼杀了罗马尼亚的正当梦想，我们等于向世界宣告：强权依旧主宰一切，小国的牺牲和理想无足轻重。这样的信息，只会让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极端主义者拍手称快，让他们更有力地宣称：‘看吧，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
埃德尔停顿了一下，让他的话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回荡。他看到威尔逊总统的身体微微前倾，眉头紧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因此，”埃德尔总结道，语气变得无比坚定，“支持一个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领土完整的罗马尼亚，不仅仅是为了奖励一个盟友，不仅仅是为了战略平衡，更是为了扞卫我们刚刚赢得的和平，为了证明我们正在试图建立的这个新世界秩序，是真正公正和有效的！这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有力的回击，也是对我们共同价值观最坚定的扞卫！”
这番论述，将现实威胁、战略需要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原则巧妙地焊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几乎无懈可击的逻辑。它没有直接乞求，而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和战略的全局视角上。
会议结束后，威尔逊虽然仍未明确表态支持罗马尼亚的全部要求，但他私下对助手评论道：“埃德尔国王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视角。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决定，不会无意中助长我们所要反对的势力。”
埃德尔知道，他打出的“红色幽灵”这张牌，已经产生了效果。它成功地在“四巨头”的心中，将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与维护欧洲稳定、遏制布尔什维克扩张这一更高优先级的目标捆绑在了一起。尽管前方仍有艰难的谈判和不可避免的妥协，但“大罗马尼亚”的梦想，在经历了巴黎和会上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较量后，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最终的条约轮廓，正在大国们秘密的权衡与交易中，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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