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凭证被“例行清理”，这条看似最直接的取证路径，被生生掐断了，并未让张子麟感到气馁，反而像是一块投入静潭的石子，在他心中坐实了曹焕之团伙，做贼心虚的事实。
对手的激烈反应，恰恰证明了“折耗倒挂”这条线索，正狠狠踩在他们的痛脚上。
他深知，此刻绝不能流露出丝毫的焦躁或退却。一旦示弱，对方的气焰便会更加嚣张，后续的调查将举步维艰。他必须表现得成竹在胸，仿佛手中已掌握了其他更关键的证据，迫使对手在不安中自乱阵脚。
于是，他依旧每日准时出现在户部西厢那间值房，神情平静，举止从容。只是，他查阅账册的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专注于那几家核心商号的异常折耗记录，而是将调查范围，顺着那异常折耗之后，必然出现的“补偿交易”与“旧引兑换”记录，悄然延伸开去。
如果说“异常折耗”是对方暴露出来的第一个破绽，那么紧随其后的“补偿”与“兑换”，就是他们转移利益、完成贪渎链条的关键一步。张子麟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或许藏着更深的玄机。
他将所有标注出的异常高折耗记录，与其后一到三个月内发生的、所有涉及“丰隆号”、“泰昌记”等关联商号的“补偿盐引”或“旧引兑换”记录，进行一一配对，仔细比对。
很快，一个更加隐蔽、也更为狡猾的操作模式，浮出水面。
这些补偿或兑换，并非简单地按照“损失”多少就补偿多少。它们往往呈现出一种精巧的“组合拳”模式：其一，以小换大，以劣换优。比如，“丰隆号”一批淮盐记录折耗一百引，后续补偿可能只给五十引，但补偿的这五十引，却是品质更高、销路更畅的浙盐，或芦盐引。
或者，用即将到期的“旧引”，兑换成有效期更长、更灵活的“新引”。表面上看，引数可能还少了，但实际价值，却大幅提升了。
其二，跨区调剂，混淆视听。关联商号在甲地（如扬州）记录高折耗，补偿的盐引却可能划拨到乙地（如苏州）的引岸。或者，将在漕运线上记录的损耗，用以在更内陆的、看似毫不相干的引岸进行盐引补偿。这种跨区域的复杂操作，极大地增加了追踪和核实的难度，若非张子麟将数年的数据贯通起来，极难发现其中的关联。
其三，零存整取，化整为零。有时，一笔较大的异常折耗记录之后，并不会立刻出现一笔大额补偿，而是会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分多次、小额度地进行补偿或兑换，将其分散到不同时间、不同名目的账目下，如同溪流汇入大河，悄无声息。
这些操作，设计得极为老辣。它们充分利用了盐引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不同产区、不同引岸、新旧引更替），以及账目审核通常只关注单笔交易是否合规，而难以进行大规模、长时段关联分析的弱点。
“好一个‘顺流寻踪’！”张子麟心中暗凛。曹焕之这帮人，不仅胆大，而且心细如发。他们将非法的利益输送，巧妙地包装成了一笔笔看似合情合理的“政策性补偿”或“市场性调剂”。若非他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对数字关联的直觉，硬是从海量数据中，将这些分散的、伪装过的线索，重新串联起来，几乎要被他们蒙混过去。
这些发现，虽然仍属于账目层面的间接证据，但其构成的逻辑链条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它清晰地描绘出了一幅图景：曹焕之团伙，通过操控“折耗”记录，人为制造出盐引“损失”的假象来，再利用职权，以“补偿”、“兑换”等合法形式，将更多、更优质的盐引资源，持续不断地输送到其关联商号手中。
这些商号再通过销售这些“额外”的盐引，获取巨额利润，其中大部分，想必都以各种形式流回了曹焕之等人的腰包。
然而，张子麟也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他所构建的，依然是一个基于账目关联的“模型”。这个模型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司法层面，仍然缺乏一锤定音的、能够将账目数字与现实世界中具体犯罪行为直接挂钩的“硬证据”。
他需要找到证据，证明那些“异常折耗”确实是虚构的；证明那些“补偿”和“兑换”出去的盐引，确实落入了关联商号的掌控，并为他们带来了非法利益。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高耸的账册壁垒。堡垒的内部已经被他撬开了一道缝隙，现在，他需要找到从内部攻破，或者引入外部力量，里应外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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