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竞赛面试前一天，市中院公布了模拟法庭的案例选题：
“林某诉某商业银行、某通信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案情并不复杂：林某发现自己莫名多出一张信用卡，经查是银行员工与通信公司内鬼勾结，利用其办手机卡时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违规办理。但选题说明里特意强调：“请重点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的特殊义务，以及传统金融机构在数字时代的责任边界。”
苏清越连夜研读了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十大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子与模拟案例高度相似，终审判决中有一段论述被法律界广泛引用：“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仅以‘技术中立’或‘员工个人行为’推卸责任，而应建立全流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她把这部分背了下来。
周五早上七点，苏清越换上前天刚发的夏季制服——短袖衬衫、深色西裤、制式皮鞋。镜子里的人眼神清亮，肩章上的法院徽章闪着微光。
到中院时还不到八点，但候考区已经坐满了人。三十名入围者按抽签顺序面试，苏清越抽到十二号，不前不后。
“紧张吗？”旁边一个女法官问她。
“有点。”苏清越实话实说。
“听说今天省高法来了三个人。”女法官压低声音，“除了周怀远副院长，还有研究室的孙主任和民一庭的刘庭长。阵仗很大。”
九点整，工作人员开始叫号。一号考生进去时，所有人都屏息听着门内的动静——但隔音太好，什么都听不见。
苏清越闭上眼，在脑海里过流程：五分钟案情陈述，十分钟法庭调查，十五分钟法庭辩论，五分钟最后陈述。她抽到的角色是“原告代理人”，需要为林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十二号，苏清越。”
她深吸一口气，推门走进考场。
会议室被改造成了模拟法庭。审判席上坐着五位评委，正中是周怀远。他今天穿着法官袍，比上次饭局时更显威严。左右分别是市中院院长、省高法研究室的孙主任，以及两位她不认识的资深法官。
“请开始。”周怀远说，声音平稳无波。
苏清越走到原告席，放下材料，抬头看向“合议庭”：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本案看似是一起普通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但实则触及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法治命题——当技术赋予企业前所未有的信息收集能力时，法律应当如何为其划定边界？”
开场白让几位评委交换了一下眼神。
她接着陈述事实，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讲到银行责任时，她引用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一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方式、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法庭调查环节，“被告代理人”——另一位考生——提出抗辩：违规办卡是员工个人行为，银行已将该员工开除，不应承担机构责任。
苏清越立即回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3号指导案例，金融机构对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侵权行为，不能仅以‘个人行为’为由免责。银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未能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未能对员工进行充分培训监督，这与员工个人违法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她顿了顿，看向审判席：“更重要的是，本案中泄露的身份证复印件，是林某在办理手机卡时提供给通信公司的。而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通信公司显然属于此类。”
周怀远微微前倾身体：“原告代理人，你认为通信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连带责任。”苏清越回答得毫不犹豫，“通信公司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未尽到对合作方——银行的资质审核义务，也未能采取足够的技术措施防止信息被违规调用。这种‘双向失守’，正是当下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最典型的系统性风险。”
法庭辩论阶段变得激烈。被告代理人强调“实际损失较小”“精神损害赔偿缺乏量化标准”，苏清越则坚持：“个人信息侵权损害的特殊性在于，其危害往往具有潜伏性和扩散性。今天的违规办卡，明天就可能是诈骗、冒名贷款。法律必须通过惩罚性赔偿，形成足够的威慑。”
最后陈述时，她回到最初的论点：
“本案的价值不在于林某能获得多少赔偿，而在于向所有个人信息处理者传递明确信号：在数字时代，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法院的判决应当成为划定技术伦理边界的标尺。”
时间到。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周怀远低头在评分表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可以了，谢谢。”
苏清越鞠躬，退出考场。门关上的瞬间，她听见里面传来低语声，但听不清内容。
候考区的人都看向她，眼神复杂。刚才那个女法官小声问：“怎么样？”
“尽力了。”苏清越说，手心全是汗。
下午一点，所有面试结束。成绩要三天后才公布，但政治部王主任的脸色很好——云湖区法院入围的三个人，表现据说都不错。
回院的车上，王主任说：“周院长中午特意问了你的情况。”
苏清越心里一紧。
“他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在哪个庭工作。”王主任看她一眼，“没多说别的，但这是好信号。”
车窗外，城市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有些慵懒。经过云湖区政府时，苏清越看见门口围了一群人，拉着白色横幅，但看不清上面的字。
“又是拆迁的事。”司机嘟囔了一句。
回到法院，刚进办公室，李梅就叫住她：“面试怎么样？”
“还行。”
“那就好。”李梅压低声音，“有个事跟你说。张胖子的案子，下周三开庭。李明庭长想借调你去做书记员。”
苏清越一愣：“为什么是我？行政庭有书记员啊。”
“听说是因为你笔试成绩好，记录速度快。”李梅的表情有些微妙，“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这案子太敏感，行政庭自己的书记员都不愿意跟。”
“我能拒绝吗？”
“原则上可以，但……”李梅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领导点名，拒绝需要理由。
下午三点，李明亲自来民二庭。他还是那副眉头紧锁的样子，但对苏清越很客气：“小苏，下周三的庭审需要个记录快的书记员。你的业务能力我听说了，来帮个忙？”
话说得很软，但姿态是命令。
苏清越看向李梅，李梅微微点头。
“好的，李庭长。我需要提前看卷宗吗？”
“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李明说完，又补了一句，“这案子关注度高，记录要特别仔细。尤其是当事人的陈述，一个字都不能差。”
他走后，小陈凑过来：“你惨了。这案子就是个火药桶，谁碰谁倒霉。”
“为什么这么说？”
“原告张胖子在区里关系硬，但街道办那边也不是吃素的——街道书记是区委常委，分管副区长的老部下。”小陈看看门口，声音压得更低，“听说两边都找过赵院长，赵院长谁也没答应，就把案子扔给李明了。”
苏清越想起郑晓慧的提醒：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第二天上午，她去李明办公室看卷宗。案卷有三大本，厚得能当砖头。
案件事实并不复杂：三年前，云湖街道进行旧城改造，张胖子的食品厂在拆迁范围。街道办委托评估公司出具报告，厂房补偿价每平米2800元。张胖子不认可，自己请了评估公司，结果是每平米4200元。双方谈不拢，街道办走了强制程序，张胖子起诉。
但细节里藏着魔鬼。
苏清越仔细阅读了街道办的强制拆除决定书，发现一个问题：决定书引用的依据是《云湖区旧城改造实施办法》，但这个“办法”是区政府规范性文件，不是地方性法规。而《行政强制法》规定，强制拆除的权限必须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依据。
她继续翻，又发现评估报告的问题：街道办委托的评估公司，三年前因为违规操作被省住建厅通报批评过。而张胖子委托的那家，资质等级更高。
“看出什么了？”李明的声音突然响起。
苏清越抬起头，斟酌用词：“程序上可能有瑕疵。强制拆除的依据效力不足，评估机构的选择也有争议。”
李明在对面坐下，点了支烟：“继续说。”
“如果我是原告代理人，会重点打程序违法。只要程序被确认违法，实体补偿问题就更好谈了。”
李明吐出一口烟，笑了：“难怪李梅夸你。但你漏了一点——这个项目是区里当年的重点工程，已经完工三年了。如果现在推翻程序，意味着后续几十户的拆迁都可能被质疑，还可能涉及国家赔偿。”
“那法院的立场是……”
“依法裁判。”李明掐灭烟，“但‘依法’有很多种理解。好了，卷宗你拿回去看，周三上午九点，第一审判庭。”
苏清越抱着卷宗回到办公室，心情沉重。她开始明白这案子为什么没人愿意接——无论怎么判，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晚上加班看卷宗时，手机响了。是周维。
“听说你今天面试了？”
“你怎么知道？”
“我爸说的。”周维顿了顿，“他说你表现很好，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理解很到位。”
苏清越握紧手机：“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周维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
这是周怀远式的最高评价。
挂掉电话，苏清越看着窗外的夜色。城市的灯火绵延到远方，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生活，在挣扎，在期待公正。
她想起今天在区政府门口看到的横幅，想起卷宗里张胖子食品厂的老照片——那是个有三十年历史的老厂，墙上有斑驳的“安全生产”标语。
也想起街道办提交的旧城改造规划图，上面画着崭新的商业综合体效果图，写着“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居民生活”。
法律要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些新旧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程序与效率之间，找到那个最恰当的平衡点。
但这太难了。
她继续翻阅卷宗，在笔记本上记录每一个疑点。夜深了，整栋办公楼只剩下她这一盏灯。
十二点时，她终于看完最后一页。合上卷宗，她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公正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这是英国的法谚，也是她大学时最信奉的理念。
而现在，她要在这件最棘手的案子里，实践这句话。
周三的庭审，将是她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考验。但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人——她有法律，有程序，有那些她深信不疑的原则。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露出来，清辉洒满寂静的院落。
苏清越关掉灯，锁上门。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一声声，坚定而清晰。
她知道，路还很长。但每一步，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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