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楼是新建的，二十八层玻璃幕墙在秋日阳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苏清越站在大门前，仰头看着楼顶那枚巨大的国徽，深吸了一口气。
门禁系统需要刷卡，她被拦在了外面。保安从岗亭里探出头：“同志，找谁？”
“我是来借调的，云湖区法院苏清越。”
保安查了一下登记表：“哦，研究室借调的是吧？上十七楼，找孙主任。”
电梯平稳上升，镜面墙壁映出她穿着法院制服的身影。苏清越整理了一下衣领，想起李梅送她时说的话：“到了省高法，少说话，多观察。那里的水，比咱们云湖深多了。”
十七楼走廊很安静，深灰色地毯吸收了脚步声。研究室的牌子挂在1708门口，门虚掩着，能听见里面敲击键盘的声音。
苏清越敲门。
“请进。”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但视野极好，能俯瞰大半个东州市。办公桌后坐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正盯着电脑屏幕。
“孙主任您好，我是云湖区法院借调来的苏清越。”
孙主任抬起头，打量了她几眼：“哦，小苏。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的论文我看了，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证据规则那篇。”
苏清越坐下，保持笔直的坐姿。
“写得不错，有实务基础，理论提炼也有新意。”孙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次借调你过来，主要是参与《环境资源审判实务指南》的修订。最高人民法院今年要出新的指导意见，咱们省要提前准备配套细则。”
他把文件推过来：“这是目前的草案，你看看。你的任务有两部分：第一，结合基层实践，对条文提出修改意见；第二，负责撰写案例评析部分，要选十个左右典型案例，每个写一千字左右的评析。”
苏清越翻看草案。厚厚的一百多页，涵盖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源开发利用纠纷等多个领域。每个条文后面都有起草说明和争议问题。
“孙主任，我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现在就开始。”孙主任指了指靠窗的一张空办公桌，“那是你的位置。电脑已经配好了，内网权限也开了。这周你先熟悉草案，下周我们要开第一次讨论会。”
苏清越走到自己的工位。桌子很干净，电脑是新的，旁边还摆着一盆绿萝。她打开电脑，登录内部系统，屏幕上跳出欢迎界面——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自动化系统。
她先查了研究室的通讯录。孙主任叫孙建国，五十二岁，在省高法工作了三十年，是环境资源审判领域的专家。研究室还有其他五个人，都在外面开会或调研。
整个上午，她埋头看草案。和基层法院的实务手册不同，这份指南更注重理论指引和规则创设，很多条文都在试图解决实践中尚无定论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量化标准、环境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边界……
她看得入神，连午饭时间都忘了。直到孙主任敲了敲她的桌子：“吃饭了。食堂在二楼。”
省高法的食堂很大，能容纳上千人。排队打饭时，苏清越听见前面几个人在讨论案子：
“……那个矿山生态修复的案子，一审判赔八千万，二审怎么定？”
“关键是鉴定意见，三份报告差得太多。中院现在也头疼。”
“听说最高法环资庭在调研，可能要出司法解释。”
她默默听着，打好饭找了个角落坐下。刚吃两口，对面坐下一个人。
“苏清越？”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法官，穿着制服，胸牌上写着“民事审判第四庭”。
“我是。您是？”
“赵明，民四庭的，主要审环境资源案子。”赵明笑了笑，“孙主任说借调了个基层的同志，对环境公益诉讼有研究。没想到这么年轻。”
“赵法官好。”苏清越礼貌回应。
“别这么客气。”赵明摆摆手，“我们庭正缺有实务经验的人。你那篇论文我看了，关于检测报告证据效力的观点，跟我们最近审的一个案子高度相关。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庭开个座谈会，讲讲基层的实践做法？”
“这……要听孙主任安排。”
“我去跟他说。”赵明很爽快，“基层的声音很重要。省高法有时候离一线太远，制定的规则容易脱离实际。”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孙主任果然来找她：“民四庭想请你去讲讲环境公益诉讼的实务问题。你准备一下，后天下午。”
“好的。”
“还有，”孙主任递给她一个U盘，“这里面是全省近三年环境资源案件的统计数据，还有各地法院上报的典型案例。你结合这些材料，先起草案例评析部分的初稿。”
接下来的两天，苏清越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白天看案例，晚上写评析。省高法的数据库很全，她能查到全省任何一个法院的裁判文书。她发现，同样的环境污染事实，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相差很大——有的判赔几十万，有的判赔上千万；有的支持惩罚性赔偿，有的不支持；有的判决企业整改，有的只判赔偿。
这让她更加意识到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性。
周四下午，她跟着赵明去了民四庭。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人，有法官，有助理，还有几个研究室的同事。
赵明做了简单介绍：“今天请苏清越同志来，主要是分享基层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经验和困惑。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交流。”
苏清越打开准备好的ppt。她从云湖区法院鑫旺化工案讲起，谈到取证难、鉴定贵、损害评估标准不统一等实际问题。又结合省高法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全省环境资源审判的现状。
讲完后，提问环节很热烈。
“苏法官，基层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最大的阻力是什么？”一个年轻助理问。
“多方压力。”苏清越实话实说，“企业有就业和税收的压力，地方政府有发展经济的压力，环保组织有舆论监督的压力。法院要在这些压力中找到平衡点，依法裁判。”
“那你们怎么应对？”
“把程序做扎实。”苏清越说，“证据审查更严，法律适用更准，裁判说理更透。程序正义是法院最硬的底气。”
另一个法官问：“关于惩罚性赔偿，基层法院一般怎么把握？”
“很谨慎。”苏清越调出一组数据，“近三年全省判了八十七起环境公益诉讼，支持惩罚性赔偿的只有九起，而且金额都不高。主要障碍是两个：一是法律依据不明确，二是担心企业承受不了影响稳定。”
“你认为应该怎么完善？”
“建议在指南中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苏清越说出自己思考多日的观点，“比如故意违法、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同时设置合理的计算标准，避免随意性。”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散会后，赵明送她到电梯口：“讲得很好，很实在。我们最近在审的那个案子，就是卡在惩罚性赔偿上。你的意见对我们很有启发。”
回到研究室，孙主任正在等她。
“民四庭那边反馈很好。”孙主任难得露出笑容，“赵庭长特意打电话来，说希望你多参与他们的案件讨论。我同意了，以后每周三下午你可以去民四庭旁听合议。”
“谢谢孙主任。”
“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争取的。”孙主任顿了顿，“对了，下周一省政法委有个调研座谈会，关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研究室要派个人去，你准备一下，代表我们去。”
苏清越心里一动：“我？合适吗？”
“合适。”孙主任看着她，“你是从基层来的，又在研究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好好准备，这是个机会。”
周末，苏清越没有休息。她整理了全省环境资源审判的数据，分析了典型案例，又参考了外省的先进经验，写了一份八千字的发言稿。
周日下午，她去了省图书馆，查最新的学术资料。在期刊阅览室，她遇见了周维。
两人都愣了一下。周维先开口：“这么巧？”
“我来查资料。你呢？”
“查个国企改制的案例。”周维在她对面坐下，“听说你在省高法很受重视？民四庭的赵庭长跟我爸夸你了。”
“赵庭长认识周伯伯？”
“都是省高法的老人了，当然认识。”周维压低声音，“不过清越，有件事得提醒你。赵庭长和孙主任……关系比较微妙。你夹在中间，要注意分寸。”
苏清越皱眉：“什么意思？”
“民四庭是业务庭，研究室是综合部门，但都涉及环境资源审判的业务指导。”周维说得含蓄，“有时候对同一个问题，两边可能有不同看法。你是研究室借调的人，但又在民四庭参与案件，这个位置比较敏感。”
“我明白了。”苏清越点头，“我会注意。”
“还有，”周维犹豫了一下，“你那个环境公益诉讼的案子，判决书还没出吧？”
“没有，调查期间暂停了。”
“可能快出了。”周维说，“我听云湖那边的人说，赵立民副院长最近压力很大。鑫旺化工找了不少关系，想推翻那个案子。”
苏清越握紧手中的笔：“证据确凿，怎么推翻？”
“程序上做文章。”周维说，“比如质疑环保协会的原告资格，或者主张案件应该由中院管辖。只要找个理由发回重审或者移送管辖，你的判决就作废了。”
“这是干预司法。”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周维看着她，“如果案子真的被动了，你怎么办？”
苏清越沉默了很久：“依法抗辩。如果省高法要过问这个案子，我会提交完整的案件报告。”
“可能不够。”周维说，“你需要更权威的支持。比如……研究成果。如果你能在省高法的指南中，把相关规则明确下来，以后类似的案件就有依据了。”
这话点醒了苏清越。是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规则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她能参与制定全省环境资源审判的规则，就能为无数个“鑫旺化工案”提供保护。
周一上午，省政法委的调研座谈会在省委大楼举行。参会的有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环保等部门的代表，还有几位专家学者。
苏清越坐在后排，听着前面的发言。大多数都是宏观论述，谈理念、谈意义、谈成绩。轮到她时，她站起来，打开笔记本：
“各位领导，我想从基层实践的角度，谈几个具体问题。”
她讲了三个案例：鑫旺化工偷排案、某矿区生态修复案、某湿地保护公益诉讼案。每个案例都指出了当前审判中的难点和困境，然后提出具体的建议——如何完善证据规则，如何统一赔偿标准，如何加强部门协作。
她讲得很细，数据翔实，逻辑清晰。讲完后，会场安静了几秒。
主持会议的政法委副书记开口了：“这位年轻同志讲得很好，很实在。你叫什么名字？”
“省高法研究室借调干部，苏清越。”
“哦，你就是写那篇论文的苏清越。”副书记点点头，“基层来的同志，看问题就是实在。你提的这几个建议，我们会认真研究。”
散会后，几个环保部门的代表围过来，跟她交换联系方式。省检察院公益诉讼部的负责人也走过来：“苏法官，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跨省污染案，有些证据问题想跟你请教。”
回省高法的路上，苏清越的手机响了。是云湖区法院李梅打来的。
“清越，鑫旺化工案的判决书今天出了。”
苏清越的心提了起来：“结果呢？”
“和你庭审意见一致。确认违法，判令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李梅顿了顿，“但是……赵院长加了一条：鉴于企业已经整改，且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惩罚性赔偿不予支持。”
苏清越握紧手机。这是典型的“和稀泥”——承认违法，但不重罚；肯定公益，但兼顾“大局”。
“当事人什么反应？”
“环保协会可能上诉。”李梅说，“不过清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赵院长顶住了很大压力才保住这个判决。你要知道，区里主要领导都过问了这个案子。”
挂了电话，苏清越站在省高法大楼前，仰头看着高耸的玻璃幕墙。阳光刺眼，她眯起眼睛。
她想起鑫旺化工厂旁边那条发黑的小河，想起河岸寸草不生的土地，想起环保协会孙律师那期盼的眼神。
是的，判决保住了，但打了折扣。而这，可能就是基层司法的现实——在原则与现实之间，在法律与“大局”之间，寻找那个艰难的平衡点。
但至少，她推动了一块石头。虽然只推动了一毫米，但山的高度，确实降低了那么一点点。
她走进大楼，刷卡，进电梯。镜面墙壁里，那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女法官眼神坚定。
十七楼到了。门开时，她看见孙主任站在走廊里，像是在等她。
“座谈会开得怎么样？”孙主任问。
“还行。”
“嗯。”孙主任递给她一份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要开个专家论证会，讨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草案。我们省有两个名额，我推荐了你。”
苏清越接过文件，是正式的会议通知。时间在下个月，地点在北京。
“我？”
“对，你。”孙主任说，“基层的声音需要被听见。去吧，好好准备。”
回到办公室，苏清越打开电脑。屏幕上是她正在修改的《环境资源审判实务指南》草案。光标在闪烁，像在等待她写下新的条文。
她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是：“关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议”。
窗外，秋日的阳光洒满城市。车流如织，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轨道上。而她，坐在省高法十七楼的办公室里，正在参与塑造这个省的司法规则。
这条路很长，很艰难，但每一步都算数。
她开始打字。键盘的敲击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响，坚定而清晰，像心跳，也像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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