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已经和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理论的问题争论了三年，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同时也无法证明对方是错误的。
在争论过程中，爱因斯坦稍微处于下风。
在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每天早上提出一个新颖的思想实验，试图证明量子理论存在着内部矛盾。但他的科学对手波尔，总能在这天的晚上，对爱因斯坦的质疑拿出合理的解答。
以至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议上，爱因斯坦的每一次进攻，都让波尔的理论更加巩固和完善。
直到现在，爱因斯坦已经不敢像当初那样全盘否定量子理论了，只能说现有的量子理论缺乏完备性和实在性。
而这个关于猫的思想实验，
恰恰直击“哥本哈根诠释”的核心，以及它发展出的“不确定原理”。
按照现有量子力学的解释，匣子里的猫处于“死―活叠加状态”，既死了又活着。要等箱子打开看猫一眼，才能决定其生死。
注意，是“决定”，而不是“知道”。
所以说，爱因斯坦称猫实验是反驳哥本哈根学派最有力的证据，因为它能够让“不确定原理”不攻自破。
爱因斯坦对此非常高兴，他说道：“周先生，今年10月将要召开第六届索尔维会议，我希望能够引用你的这个思想实验。”
“当然可以，能够参与当代最顶尖的科学争论，这是我的荣幸。”周赫煊笑道。
爱因斯坦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试验的？”
周赫煊说：“事实上，我对物理学一知半解，知识层面只停留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关于量子力学，我仅仅把它当做哲学来认知和思考。你们的争论我了解过，灵光一闪就想出这个实验。”
“非常奇妙的想法。”爱因斯坦笑道。
周赫煊说：“但我并不反对量子力学。或许，只是人类目前对量子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成熟，随着科技进步，量子力学能够取得更加耀眼的成就。比如，量子通讯替代现有的通讯手段。”
“量子通讯吗？”爱因斯坦不置可否，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如果周赫煊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或许还会争论一番，但周赫煊的段位太低了，他都懒得用专业知识来反驳。
量子理论走入死胡同，其实对爱因斯坦而言非常可惜。他属于量子理论的先驱之一，却因为无法解决的科学矛盾，从而走上反对量子力学的道路。
两人没有再聊科学问题，而是说起如今美国的经济危机。周赫煊断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会受到美国的波及和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会出现大倒退。
紧接着，两人又从经济危机聊到社会制度。
爱因斯坦表示对德国的政局感到忧虑，
因为纳粹党的席位不断增加，到处都能看到、听到纳粹党的宣传。
纳粹党近两年还好些，把演讲的矛头指向其他政党和现有政体。换成几年前才够吓人，张口闭口都说犹太人侵占了雅利安民族的生存空间，德意志想要复兴，就得把犹太人全部驱逐，甚至是杀死。
周赫煊说：“纳粹宣扬的其实是军国主义思想，希特勒上台以后，必然一步步实行独裁统治。日本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军国主义者公开在街头宣传，鼓动日本武力入侵中国。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愈发严重，德国和日本的平民三餐难继时，必然受到这些战争分子的蛊惑，把国内矛盾通过战争形式，转嫁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
“我非常认同你的看法，可惜已经无法阻止法西斯分子的脚步了。”爱因斯坦感到很担忧。
事实上，爱因斯坦早在三年前，就在反法斯西宣言上签名，并当选国际反帝大同盟的荣誉主席。他在思想上是左派人物，认同共产主义理念，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
周赫煊趁机说道：“以中国目前的国力来看，是很难抵挡日本入侵的。我们不仅要发展工业，更要发展科学，中国去年建成了两所国家级的研究院。目前还只是草创，学术水平有限，正需要有着丰富经验的科学家指导。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够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甚至，能够担任中国两所研究院的荣誉会员。”
爱因斯坦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很乐意做学术交流和担任各种荣誉职务。这几年来，爱因斯坦几乎每年都要外出访问，南美、北美、中东、苏联到处跑，甚至还是希伯莱大学的董事、苏联科学院的院士。
如果周赫煊不发出邀请的话，爱因斯坦今年夏天就要跟泰戈尔讨论真理，冬天又跑去美国访问，甚至还跟印第安土著一起俏皮合影，并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
这是个闲不住的主儿，他已经步入晚年，该发表的科学理论基本上都发表了，大量精力用于社会活动，在科学研究中下的功夫急剧减少。
爱因斯坦仔细考虑后说：“我在五月份以前，都比较有时间。”
周赫煊笑道：“那我们下个月出发如何？从苏联坐火车过去，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
“没问题，就这么说定了。”爱因斯坦道。
爱因斯坦甚至已经有了计划，在中国旅行结束后，他可以顺道去日本，再坐船前往美国，不必浪费丝毫的时间。
周赫煊辞别爱因斯坦后，立即拍电报给法国的李石曾，以及在国内的蔡元培，让他们准备好接待计划。
李石曾和蔡元培得到消息欣喜不已，蔡元培立即通知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门立刻行动起来，国内诸多名人学者也纷纷响应，希望能够参与爱因斯坦的接待陪同工作。各大高校更是差点打起来，都希望邀请爱因斯坦到自己学校讲学。
周赫煊又在蒋作宾的陪同下，一起拜访了苏联驻德大使。
最终决定，众人在2月初启程，先去莫斯科跑一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就在他们踏上火车时，远在美国那边，《泰坦尼克号》终于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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