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在学习写作知识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了关于叙述的“人称”问题。他逐渐明白，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叙述，都必然存在一个叙述的“主体”，也就是叙述人。
这个叙述“主体”，经过仔细推敲和分析，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作者本人或者作者假借的那个“我”所代表的人物。换句话说，所有的叙述，本质上都是作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读者进行的一种陈述。
当作者选择“直”的方式时，他会直接以自己的身份出现在叙述中，直接与读者交流，将自己的观点、感受和经历传达给读者。这种方式使得叙述更加真实、直接，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真实存在和情感。
而当作者选择“隐”的方式时，他会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虚构的人物或角色来进行叙述。这样一来，读者可能会更容易沉浸在故事中，与虚构的角色产生共鸣，但同时也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推测和理解作者的意图和观点。
无论是“直”还是“隐”，作者都是通过叙述来与读者建立联系，传达信息和情感。这种叙述的“人称”问题，不仅涉及到叙述的方式和风格，更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叙述的时候会使用“我”、“你”、“他”等不同的人称。其中，“我”直接出现的叙述方式被称为“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就是作者本人，这种情况在真实性文体中比较常见，例如一般的记叙文、散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一般的论说文以及应用文等。比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黄宗英的《大雁情》、孙犁的《芸斋琐谈》等文章中的“我”，都代表着作者本人。另一种情况则是，“我”虽然在叙述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这种叙述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运用，比如鲁迅的《孔乙己》，其中的“我”（酒店小伙计）仅仅是一个从旁边叙述故事的人物，与作者毫无关系。而在《一件小事》中，“我”（勇于自省的知识分子）虽然带有作者自身的一些影子，但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
这种后一种用法实际上是对“第一人称”叙述的一种发展和变通。之所以要从真实走向虚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手段营造出“我即作者”的印象和错觉，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高度真实的表现效果。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更容易产生共鸣和代入感，仿佛作者就在眼前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无论是单数形式的“我”还是复数形式的“我们”，都具有许多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优势。
首先，这种叙述方式着重描绘的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感受，这使得故事显得异常真实。读者能够透过“我”的视角，亲身体验到各种情节的发展，仿佛置身其中一般。这种真实感能够极大地增强读者对故事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其次，“我”直接参与到事件当中，所有的情节都经过了“我”的眼睛的“折光”。这意味着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带有“我”的主观色彩和个性特点，使得文章具有鲜明的“个性”。读者可以通过“我”的独特视角来了解故事中的世界，感受到“我”的情感波动和思考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内涵和意义。
此外，“我”直接面对读者进行陈述，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能够缩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给人一种较为“亲切”的感受。读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故事，而是与“我”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仿佛在与一个真实的人对话。这种亲近感能够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故事中的观点和情感，增强故事的感染力。
然而，在使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时，也需要注意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有些文章虽然采用了“我”的叙述方式，但“我”在故事中的作用却非常小，甚至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物或“摆设”。这样的写法会削弱“第一人称”的优势，使故事显得平淡无奇。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要确保“我”在故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让“我”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第一人称”叙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要求作者只能描述自己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情，对于那些并非自己所闻所见的内容，比如他人的密谈、人物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细致活动等，就无法进行描写。此外，第一人称叙述也难以捕捉到人物内心世界的具体活动。
相比之下，“第三人称”叙述则是作者隐去自我，以客观的“他”（或“他们”）来称呼人物的一种叙述方式。虽然表面上看，这种叙述的“主体”是“他”，但实际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暗示了隐身于背后的“我”的存在。因此，在选择叙述的“立足点”（或“观察点”）方面，“第三人称”叙述与“第一人称”叙述并无本质区别。
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第一人称”叙述中，“我”直接参与到文章中，而在“第三人称”叙述中，“我”则退居幕后，不直接介入文章的情节发展。“我”只是从旁叙述，就像电影中的画外解说一样，并不直接露面。在任何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文章里，作者的“自我”其实都隐藏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就拿鲁迅的《药》《风波》，茅盾的《春蚕》《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来说吧，它们都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不仅如此，新闻、通讯也大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你只需要留意一下这些文章中的“叙述”语言（也就是非人物的语言），以及一些“非情节”的因素，比如议论、抒发等，就能够立刻感受到叙述“主体”——也就是作者本人的鲜活存在！
“第三人称”的叙述确实具有许多优势：首先，作者的“视点”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这与“第一人称”写法有所不同。在“第一人称”中，作者的见闻往往局限于自身的经历，而“第三人称”则可以突破这种限制，让作者能够自由地观察和描述各种事物。其次，“第三人称”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使作者可以具体而细致地再现客观生活的本来面貌。这种写法反映现实更为自由和灵活，能够展现出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复杂的情节。此外，“叙述人”的隐蔽不露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章的“客观性”，使得读者更容易接受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
然而，“第三人称”的叙述并非完美无缺。它的一个明显缺点是不如“第一人称”叙述那样亲切和自然。读者在阅读“第一人称”作品时，往往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体验，与作者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而“第三人称”叙述则相对较为客观，缺乏这种亲密感。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最大的缺点是容易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由于作者在这种叙述方式中似乎扮演着“全知全能”的角色，大到历史事件，小到心理微澜，他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种“神能”和“全方位”的描绘反而会引起人们的质疑，让读者对故事的可信度产生怀疑。毕竟，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所谓“意识流”等新手法的出现，是在作家“退出作品”的口号下应运而生的。这一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要判断其合理性，我们需要关注“第二人称”的存在与否。五明认为，“第二人称”叙述（你或你们）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有人声称这种叙述“人称”在理论上不可能存在，理由是当说“你”时，“立足点”实际上落在“我”上，因此仍属于“第一人称”叙述。
但是，如果按照这种“道论”继续推导，“第三人称”同样也难以成立。因为当我们说“他”时，“立足点”不也还是“我”吗？没有“我”（即便隐蔽不出），又怎么会有“他”呢？所以，这种以“立足点”（或观察点）来区分“人称”的“理论”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和分析的，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实际上，“人称”问题原本只是一个关于叙述“称谓”的简单问题。当作者在写作时，就像面对老朋友一样，使用“你”（或者“你们”）这样的称谓来进行叙述，那么此时所采用的就是“第二人称”叙述方式了。
在一般的文章中，“第二人称”叙述在局部出现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有时候，作者会用“你”来代替读者，比如在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段落。而在其他时候，作者则会用“你”来指代某个具体的人物，比如巴金的《怀念肖珊》中，就有很多这种以“你”为代称的片段叙述。
不仅如此，在一些“悼亡”文章、“书信”以及诗歌中，“第二人称”甚至会成为整个作品的叙述“整体色彩”。例如，李株的《这样的战士》、朱自清的《给亡妇》、鲁迅的《祭书神文》以及郭沫若的《骆驼》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如此。但对“第二人称”的使用也要慎重，它的“难度”也最大,弄得不好,反而会使“人称”混乱,弄巧成拙。
三种“人称”既然各有长处,也各有局限,三种“人称”既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地交替使用，那么,取“长”去“短”,打破它们的“界线”,灵活多变地运用“人称”,就是很有必要的了。比如阿拉贡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其中有这样一段:“他在路上碰见罗曼，问他昨天为什么不告而别。罗曼耸耸肩，脚步不停地走过去了。这家伙还在生我的气呢，喂，你这小子可真——他立刻又止住了话,觉得没有必要解释，便望着罗曼的背影,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径直去车间上工去了。”
这段话整个是“第三人称”,但“这家伙还在生我的气呢”是内心独白,“喂,你这小子可真”是半截对话,其间不要引号，也不加说明，三种“人称”交替使用,叙述极为活泼、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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