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学习写作的“议论”部分。
所谓“议论”，简单来说就是“说理”和“评断”。它是作者通过对事实材料的分析以及逻辑推理，来明辨是非、阐发道理，并表明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的一种文字表达方式。
在各种类型的文章中，“议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论说性文章中，它是构成文章总体“表达”的主要成分；而在记叙性文章中，它同样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议论”是文章写作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种基础表达方法。
一个完整的“议论”通常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这三者被合称为议论的“三要素”。论点是作者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或主张，它是整个议论的灵魂所在；论据则是用来支持论点的事实、数据、例子等材料，它们为论点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论证则是通过一定的逻辑方法，将论点和论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
所谓“论点”，简单来说，它是作者在文章中针对所探讨的“论题”所表达出的个人看法和判断。可以将其理解为作者对于某个问题或题目的立场和态度。
在一篇完整的文章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论点，它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能够统领整篇文章，这个论点被称为“中心论点”、“基本论点”或者“总论点”。中心论点就像是文章的核心，其他所有的论述都围绕着它展开。
而与中心论点相对应的，还有一些从属于中心论点并为其服务的论点，它们被称为“分论点”。分论点负责从不同的侧面或者局部来支持和阐述中心论点，就如同文章的各个枝干，共同撑起了中心论点这棵大树。
有时候，在较长篇幅的论文中，分论点之下还可能存在更细致的“小论点”。这些小论点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了分论点的内容，使得整个论证更加严密和全面。
正是通过总论点、分论点以及小论点之间的这种“总分”关系，论说文才得以构建起不同层次的“纲目”结构。其中，“纲”代表着中心论点，是文章的核心和主线；“目”则是分论点，它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心论点进行阐述和支撑；而“细目”就是那些更为具体的小论点，它们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分论点的内容。“纲”和“目”在论说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同房屋的大梁和椽子一样，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文章的框架结构。其中，“纲”是文章的总纲，它起到统领全文的作用，就像军队中的统帅一样，指挥着各个“目”的行动；而“目”则是文章的分论点，它们围绕着“纲”展开，详细阐述了文章的各个方面，就像军队中的士兵一样，听从统帅的指挥，各司其职。因此，“纲举目张”是结构论说文的关键要诀，只有把握好这一点，才能使文章的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在整个“议论”过程中，“论点”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它就像文章的灵魂一样，决定了文章的方向和主旨。一个好的“论点”应该具备正确、鲜明、新颖这三个特点。所谓“正确”，就是指论点要符合客观事实和逻辑规律，不能出现错误或矛盾；所谓“鲜明”，就是指论点要明确表达作者的观点和立场，不能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所谓“新颖”，就是指论点要有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维，不能人云亦云或老生常谈。
而“论据”则是用来证明和支持“论点”的事实或理论依据。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其中“摆事实”就是指拿出“论据”来。“论据”的来源非常广泛，既可以是具体的事实材料，也可以是抽象的理论材料。具体的事实材料包括历史事件、现实生活中的事例、统计数据等，这些材料能够直观地反映问题，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抽象的理论材料则包括古圣先贤的至理名言、经典作家的精言妙论、科学着作中的公理和定义等，这些材料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能够从更高的层面上阐述问题，使文章更具深度和广度。
需要注意的是，“论不贵强下断语”，也就是说，在论证过程中不能轻易地下结论，而应该言之有据。因为只有有了充分的“论据”作为支撑，“论点”才能站得住脚，文章的“议论”才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因此，“论据”是“议论”不可或缺的“基础”，它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文章的质量。一个好的“论据”应该具备真实、典型、新颖这三个特点。所谓“真实”，就是指“论据”要真实可靠，不能虚构或歪曲事实；所谓“典型”，就是指“论据”要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能够反映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谓“新颖”，就是指“论据”要有新鲜感和时代感，不能陈旧过时或司空见惯。
所谓“论证”，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论证过程”。简单来说，论证就是通过“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以及所采用的方法。这里的“过程”和“方法”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揭示“论点”与“论据”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可以说，“论证”是思维在整个“议论”过程中进行分析与综合的体现，它反映了作者对于观点和材料之间“逻辑联系”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因此，论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整个论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了使论证具有说服力，它必须要做到清晰、严谨且合乎逻辑。只有这样，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观点，并被其论证所信服。
“论点”，作为整个论证过程的核心，它明确地指出了我们需要去证明的观点或主张。它就像是一座灯塔，为整个论证指明了方向，解决了“证明什么”的关键问题。
而“论据”，则是用来支持论点的材料或证据。它就像是建造灯塔的砖石，为论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解决了“用什么来证明”的重要问题。
最后，“论证”则是将论点和论据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它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组织，展示了如何从论据推导出论点，解决了“怎样证明”的核心问题。
这三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议论”过程。
“论证”根据其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立论”和“驳论”。
“立论”是一种以充分的“论据”从正面直接“证明”自己“论点”的议论形式。它就像是一场正面的进攻，通过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直接确立自己的观点。
而“驳论”则是一种以有力的“论据”反驳论敌“论点”从而“以破为立”的议论形式。它更像是一场防守反击，通过对对方观点的批判和反驳，间接确立自己的观点。
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证明”。“立论”是从正面、直接地进行“证明”，而“驳论”则是从反面、间接地进行“证明”（反证）。
因此，就“论证”方法而言，“立论”和“驳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需要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都需要有充分的论据支持等等。也就是说，它们在论证过程中存在许多共同的基本方法。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论证方法之外，“驳论”自然也有其独特的反证方法。
“论证”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是“归纳”论证。这种方法是从众多的“个别”事例中总结归纳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结论。例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有过一段非常着名的表述：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愦》；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运用了所谓的“归纳”论证方法。司马迁通过连续列举八个事例，包括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遭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后编撰《国语》、孙膑被砍去膝盖骨后撰写《兵法》、吕不韦被贬谪蜀地而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禁在秦国而创作《说难》《孤愤》等，最终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凡是能够垂名后世的人，都是身处“逆境”、情意“郁结”、“发愤”着述之人。
同样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着名论断，也是通过对众多历史事件和现实情况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得出的。而叶永烈在《为科学而献身》一文中，一连征引了科学史上的六个事例，如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的刀光剑影下，仍坚持研究几何问题，最终惨遭杀害；哥白尼在宗教迫害的阴影下，坚持提出“日心说”，为科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等，以此论证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们，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是科学”的论断。这种论证方法就是“归纳”论证，它通过对多个具体事例的归纳和总结，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归纳”论证，用途极广。它的论证形式最“典型”的表述是从“个别”到“一般”；但有时在实际运用上却往往有所“变化”,先说“结论”，再举“事例”(或举完“事例”后再重复“结论”予以强调),因而有人把它又叫做“例证法”,实际上,“例证法”只是这种“归纳法”的一个“变体”,其精神实质完全相通。
“演绎”论证。即从“一般”性结论“演绎”出一个“个别”的论断。 如《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极为着名的论述: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段话的后一部分就是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这都是“已知判断”；“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则是“结论”，是“演绎”出的一个新的“判断”。这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推理形式。
“演绎”论证有时也可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这种“演绎法”也应用得十分广泛。
“类比”论证，也被称为“比喻”论证，是一种通过讲述故事或打比方的方式，将相似的两件事物进行比较，从而由“此”及“彼”，自然而然地得出新“结论”的形象论证方法。这种论证方法是从“个别”（特殊）到“个别”，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推导出另一个具体的事例。
例如，杂文《现代史》整篇都运用了这种“类比”论证的方法。作者通过讲述一些具体的故事和比喻，将不同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类比，从而揭示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和内在联系。这样的论证方式不仅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也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
现代史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nazaa!”变戏法的装出撤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n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n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nazaahnaZaa一通之后，又安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这篇文章创作于 1933 年 4 月，其内容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荡政局。作者将中国“现代”的历史巧妙地比喻为一伙伙“变把戏”者通过欺骗手段不断向老百姓“要钱”（即搜刮民脂民膏）的历史，这种类比既贴切又新颖，描绘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hnazaa”是一个以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读音近似“哗嚓”，形象地描绘了撒钱的声音。
“类比”论证在写作中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它以浅显的事物来比喻深奥的道理，以相近的事物来类比遥远的事物，具有形象鲜明、说服力强的特点。在运用“类比法”时，像《现代史》这样不点出“结论”的含蓄写法是一种方式；而像《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愚公移山》那样直接点明“结论”的明朗写法则是另一种方式，并且更为常见。古希腊哲人亚理斯多德说:“要想发现类比之点，哲学思维是必要的。类比在寓言中更容易产生效果；如果是从真实事件中得来的寓言,那就更有效用,更令人信服。因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大都和已经发生的事件相似。”这是说得很透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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