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学习了两种“驳论”常用的反证方法和说明等知识，其中一种就是“排他”论证。这种论证方法是一种间接的“反证”方法，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排除其他可能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
具体来说，作者会先提出一个与自己论点相矛盾的另一个或几个论点，然后通过论证这些论点的错误来间接地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就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有一个出口，而其他所有的门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唯一剩下的那个门就一定是正确的。
例如，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作者就运用了“排他”论证的方法。作者先提出了一个与自己论点相矛盾的论点，即和平条件不需要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然后，作者通过列举一系列的事实和证据，论证了这个论点的错误，从而间接地证明了自己的论点，即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是正确的。
“在一月二十八日(指一九四九年)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
这段话巧妙地运用了“排他”论证的方法。具体来说，它通过对南京、广州、上海、奉化等地不存在“政府”这一情况的详细论证，有力地反驳了将其仍然视为一个“政府”的观点，并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够郑重的。这里实际上是借用了对方的“攻击”，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进行回应，从而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
同样，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也运用了“排他”论证。作者通过对反动派大肆修筑“乌龟壳”、推行“堡垒政策”，并将其视为“铜墙铁壁”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和否定，进而强调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并非是这些物质的防御工事，而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种论证方式通过排除错误的观点，从而确立了正确的观点，使论证更加有力和有说服力。
“排他”论证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它是一种通过“否定”来达成“肯定”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方式常常被运用在“驳论”文章中，通过否定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其他观点，从而突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唯一性。
而“引申”论证则是另一种常见的论证方法。它是通过对某个“结论”进行合理的引申和推理，使得原本正确的主张得到更加强调和突出，同时也能让错误的观点充分暴露出其“荒谬性”。通过引申论证，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各种观点的优劣和合理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
正确观点的“引申”,如: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
这段论述的后半部分就是一种“引申”论证。它有力地凸出了欲强调的观点，十分醒目。
错误观点的“引申”,如: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这里“论证”论敌的谬误,就用了所谓“归谬法”，即将其“论点”(超过共产党力量几倍乃至几十倍)加以合理之“引申”,从而充分暴露其荒谬性,达到驳倒其“论点”之目的。
“论证”方法当然不止这些，不过主要的大概就是如此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说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的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说明”是与上述几种“表达”方式并列存在的一种，它主要是针对“事物”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功用，或者“人物”的经历、特点，以及“事理”的概念、意义等进行“解释”和“介绍”。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首先，“说明”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它与“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其他表达方式并不属于同一个逻辑范畴。例如，“叙述”侧重于讲述事件的发展过程，“描写”着重于描绘事物的外观和细节，“抒情”则是表达情感和感受，“议论”则是对某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而“说明”似乎既包含了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又带有一定的解释和阐述的成分，这使得它的定义和界限相对不够清晰。
其次，将“说明”与其他表达方式简单地并列起来，可能会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叉部分。在实际的写作中，各种表达方式往往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比如，在叙述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可能会穿插对人物或场景的描写，同时也可能会融入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因此，单纯地将“说明”视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写作技巧和方法的全面理解。
综上所述，对于“说明”这个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和特点，以及它与其他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试想一下，难道“叙述”不就是在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吗？难道“描写”不正是一种通过形象和生动的方式来阐述事情吗？难道“抒情”和“议论”不都是为了将“感情”和“道理”以或强烈或清晰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吗？如此看来，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就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
更进一步地说，“表达”方法的分类理应主要依据“思维”表达的“形式”，而非根据表达“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然而，所谓的“说明”却恰恰是由被述说的“对象”所决定的。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出发，“说明”和“叙述”实际上很难区分开来。因为，所谓的“说明”，本质上就是一种简洁明了、质朴客观且精确科学的“叙述”。许多所谓的“插叙”，实际上就是对“事物”或者“人物”进行的一种交代、介绍或者解说。然而，将这些都统称为“叙述”（也就是插叙）而不称之为“说明”，这恰恰是二者难以区分的一个显着例子。
此外，“说明”性文章的存在，并不能确凿地证明“说明”这种表达方式的存在。虽然我们确实有“说明文”这种文体，它是文章整体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色彩”，主要用于“解说”和“状物”，其语言通常简要、质朴，目的在于传授知识。但是，从一种“表达”方式和“思维形式”的角度来看，“说明”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这是因为，“说明”与“叙述”和“描写”是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尽管用“叙述”（精准而严谨的叙述）和“描写”（淡雅而简洁的白描）同样可以完成像教科书、科学小品、知识性散文这样的“说明”性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明”就等同于“叙述”或者“描写”。它们实际上是两回事，而非同一回事。仔细考察“说明”作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方法，其历史并不是很长久。有些学者甚至没有提及“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其他四种表达方式都有被提及），这恐怕是因为后来人们将“解说文”和“说明文”等概念与之相混淆、附会而来的。由于对“说明”这种表达方式的思考还不够成熟，所以它的发展相对滞后。
然而，这四种表达方法最好能够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多种表达手段，才能在写作中运用多种不同的笔触。毕竟，生活本身以及事物本身都是极其壮阔、无比丰富的。大千世界中，万物呈现出千姿百态；宇宙人生更是多姿多彩。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表现对象，如果我们想要将它们真实地“反映”出来，但在文字表达上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多种手法，那么文字就会显得干瘪、单调，表现力也会十分薄弱，这样显然是不行的。
而所谓的“多副笔墨”，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擅长“叙述”，还要能够进行“描写”；不仅要善于“抒情”，还要长于“议论”。只有掌握了这四种表达方法，并能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对象灵活运用，我们才能在写作中展现出丰富的表现力，将生活和事物的多样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叙述”，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表述形式，其核心任务在于对各类“事件”进行详细且有条理的“陈述”。这一过程旨在让读者能够清晰、明了地理解所描述的内容，达到“明白”的目的。因此，叙述必须做到“清”，即条理清晰、逻辑连贯，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不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
与叙述不同，“描写”则侧重于对“事物”的“摹状”。它通过各种生动的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等，将事物的形态、特征、颜色、质地等方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以实现“形象”的目标。所以，描写要“适”，要恰到好处地运用各种描写技巧，使所描绘的事物仿佛跃然纸上，活灵活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抒情”，同样是一种独特的思维表述形式。它主要是对作者内心深处的主观“感情”进行抒发和表达。这种情感可以是喜悦、悲伤、愤怒、感慨等各种复杂的情绪。抒情以“真挚”为崇尚，要求作者在抒发情感时必须真实、诚恳，不做作、不虚伪，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真心诚意。
最后，“议论”作为一种思维的表述形式，其主要任务是对作者独到的“见解”进行深入的“阐发”。这意味着作者需要运用理性的思维和分析方法，对某个问题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揭示其本质和内在规律。议论要以“透彻”为宗旨，即要深入挖掘问题的核心，将道理阐述得清晰明了，析理入微，使读者能够对作者的观点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达到淋漓酣畅的效果。
这几种“表达”手段如果都能被我们运用得游刃有余、炉火纯青，能够达到“清”（清晰明了）、“活”（生动鲜活）、“真”（真实自然）、“透”（透彻深刻）的境界，那么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写作的“高手”，所写的文章也堪称“上乘之作”了。然而，这显然并非易事。
实际上，在我们众多人中，表达能力往往存在着“不平衡”的状况。通常情况下，“叙述”能力相对较好，能够较为流畅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议论”能力则稍显逊色，在阐述观点、进行论证时可能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至于“描写”和“抒情”的能力，就更是普遍不够强大了。
这种表达能力的“不平衡”，无疑是许多人难以迈入写作的“自由”之境、无法更迅速地提升写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擅长描写，那么他所写的文章中的事物就会显得平淡无奇，缺乏立体感和浮雕感。这样的描写会让景物变得单调乏味，缺乏生动性和形象性，读起来就像干巴巴的面包一样，毫无滋味。而且，这样的文章也不会有丰富的色彩，无法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抒情，那么在文章中该表达情感的地方，他就会显得力不从心。读者可能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却无法真正地被感动，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啊！就好像一场精彩的演出，演员们都已经进入了角色，观众们也被剧情深深吸引，可是到了最感人的时刻，演员们却突然变得木讷，无法将情感传递给观众，这无疑会让整个演出变得索然无味。
文章并非无情之物，它需要情感的流淌和激荡，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魅力。如果文章缺乏情感的表达，就会显得四平八稳、冷漠如霜，失去了感染力和鼓动力，变得死气沉沉，毫无活力可言。不擅长“议论”也不行,不要说写论说文了，就是写记叙性文章，你假若缺乏阐明、发挥的能力,那“思想”深度也往往上不去，都“水到渠成”了，你却不能“画龙点睛”,带动读者的认识一起“升华”,这样,写出的文章就缺乏那种思想的“爆发力”和“打击力”，而思想的“力度”不够,就很难震撼人心。所以,针对实际，各向所缺的方面努力，尽快获得较为全面的文字表现力，是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的。
茅盾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曾分析了许多青年作家艺术表现力的不足，说他们缺乏“多副笔墨”(这和没有“多种手段”、“多种表达”息息相关)，希望他们能加强锻炼,增强文字的表现力。他说:
要掌握高度的技巧，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揭露敌人，须针针见血，歌颂英雄,应字字珠玑；文气既要能象横塑据鞍,千人辟易，也要能象岁时伏腊,欢腾田野；既要能横眉怒目写斗争的艰苦,也要能眉开眼笑写胜利的欢乐；既要善于塑造人物,也要善于渲染气氛；既要能写江山之多娇,也要能写厂矿的雄伟。这无疑也是五明应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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