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事。傅芳枝考上了江南大学，追他的男同学郭阳在她的规劝和努力下也考了江南师范大学。两所大学都在岳麓山下，仅仅一墙之隔，哦说错了，是没有墙。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风，裹着初冬的寒意，掠过兰水县东郊略显荒芜的田野，吹得东湖诊所门口那块褪了色的木招牌吱呀作响。诊所不大，两间低矮的瓦房，墙皮斑驳，窗户上糊着的塑料薄膜被风吹得呼呼鼓动。屋里，一股混合着草药、煤油和旧木头的味道沉淀在空气中。
韦勇坐在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木桌后，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桌上摊着几张纸，最上面是一封来自安徽淮扬制药厂的信函，抬头印着鲜红的厂标，措辞客气但带着公事公办的疏离，表达了对他持有的“小儿退热贴剂”发明专利的浓厚兴趣，并邀请他前往省城进行初步洽谈。旁边是他那份已经翻得卷了边的专利证书复印件——“一种纯中药小儿外用退热贴剂及其制备方法”，证书编号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些模糊。
“淮扬制药…省城…”韦勇喃喃自语，黝黑的脸上混杂着兴奋与茫然。兴奋的是，这祖传改良的方子真被人看中了，像黑暗中透进一丝亮光；茫然的是，谈判？他一个守着东湖小诊所的乡村医生，除了跟病人和药草打交道，哪懂什么商业谈判？那省城的高楼大厦，光想想就让人心里发虚。
“勇子，”母亲祝秀兰端着碗热腾腾的草药汤进来，看到儿子凝重的神色，轻声问，“是为那省城来的信发愁？”
“嗯，”韦勇搓了搓脸，拿起信，“妈，人家大厂子，派头大。我…我怕去了说不上话，被人坑了都不知道。”
祝秀兰把碗放下，布满皱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坐在儿子对面。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着她花白的鬓角。“怕啥？咱的方子，是真东西，能救娃娃的命。这是咱的底气。”她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透着庄稼人特有的韧劲，“去了，该咋说咋说。咱不贪心，可也不能让人把咱当傻子糊弄。记着，方子是你师父传的，是咱东湖的根。”
母亲的话像一剂温补的汤药，慢慢熨帖了韦勇内心的躁动不安。他看着桌上那盏跳跃的煤油灯火苗，眼神渐渐坚定起来：“妈，您说得对。咱有真东西，怕啥谈？大不了，这买卖不做！”
几天后，省城一家略显陈旧但还算体面的招待所小会议室里。空气里弥漫着劣质茶叶和香烟的味道。韦勇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藏蓝色涤卡中山装，袖口磨得有些发亮，坐在长桌一侧，显得有些拘谨。对面是淮扬制药厂的代表，技术科副科长赵明，一个三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旁边坐着一位年轻些的记录员。
赵明推了推眼镜，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开门见山：“韦医生，久仰。您的专利我们技术部详细评估过，纯中药配方，外用透皮给药，安全性高，尤其针对小儿发热这个痛点，市场前景非常广阔。我们淮扬是很有诚意合作的。”
韦勇挺直了腰板，手心有些汗湿，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赵科长，方子是我们祖辈几代人在东湖行医，一点一点试出来的，效果乡亲们都知道。”
“当然，疗效是核心。”赵明点点头，话锋一转，“不过，韦医生，您也清楚，一个专利要真正转化为产品上市，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进行临床试验、Gmp车间改造、生产线建设、市场推广…这其中的成本和风险，都是我们厂方来承担的。”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变得锐利，“所以，关于专利转让费，我们初步的意向是…十五万元。”
“十五万？”韦勇的心猛地一沉。这数字比他私下里期盼的最低线还要低不少。他立刻摇头，语气坚决：“赵科长，这不行。这方子值这个价，十五万太低了！”他想起母亲的话，不能被人当傻子。他深吸一口气，迎上赵明的目光，“我们东湖地方小，可这方子救过不少娃娃的急。药效温和，起效不算顶快，可退热稳当，不伤孩子脾胃，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不是机器随便能造出来的。您说的那些投入是大，可这方子的根本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下意识地拍了拍桌上那份专利文件的封面。
赵明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有些土气的乡村医生反应如此直接强硬，微微一愣。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掩饰着表情：“韦医生，您的心情我理解。但市场有市场的规则。我们也要考虑投资回报。这样吧，十八万，这是我能争取的上限了。”他语气放缓，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施舍意味。
谈判陷入了短暂的僵持。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劣质空调发出单调的嗡鸣。韦勇感到口干舌燥，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十八万？不行，还是太低。这钱不仅要改善诊所，还要报答林老，要给妈一个安稳……他猛地想起专利文件里关于“薄荷脑缓释技术”的独立权利要求，那是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自己琢磨着加进去的创新点。
“赵科长，”韦勇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涩，但眼神异常坚定，“您看我们的权利要求书第二条，‘采用特殊比例蜂蜜调和，配合微孔透气膜，实现薄荷脑的缓释透皮吸收’。这个技术点，能保证药效持续稳定，减少局部刺激，市面上同类贴剂没这个吧？光是这个点，我觉得就不止您说的这个数。”他努力回忆着在专利局咨询时听来的零星术语，“而且，这是纯中药的‘绿色’概念，现在城里人不都讲究这个吗？以后肯定更吃香！”
赵明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惊讶。他重新拿起桌上的专利文件复印件，仔细看了看韦勇指出的那一条。他确实低估了这个乡村医生。这个缓释设计，虽然实现起来工艺上需要摸索，但确实是个亮点，也契合未来趋势。他沉吟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似乎在重新评估。
“韦医生，看来您是有备而来。”赵明放下文件，脸上重新浮起笑容，这次似乎真诚了些，“这样，我们各让一步。二十二万。这是我们技术部和市场部综合评估后，能给出的最具诚意的价格了。您看如何？”
二十二万！韦勇的心脏像被重锤敲了一下，一股巨大的喜悦和释然瞬间冲上头顶，让他眼前都有些发花。他强压下激动，知道这基本达到了自己的心理预期。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做最后的权衡，然后抬起头，直视赵明：“赵科长，淮扬是大厂，有信誉。我信得过。二十二万，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哦？请讲。”赵明微微挑眉。
“合同里，得写明一条，”韦勇一字一顿，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认真劲儿，“这贴剂，是专门给娃娃用的。方子里的药材配伍、剂量，都是按小儿体质定的。你们生产，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来！不能为了省钱或者图方便，随便改方子，或者给大人用！这是根子，不能动！”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仿佛在守护着某种不容亵渎的东西。
赵明看着韦勇眼中那份近乎神圣的认真，脸上的职业化笑容收敛了。他沉默了几秒，似乎在衡量这个要求的约束力和意义，最终缓缓点头：“韦医生，医者仁心。您这个要求，合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技术规范的重要条款写进合同附件。保证产品定位和配方的专属性。”
韦勇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他知道，自己守住了最要紧的东西。
当那张印着“叁拾万元整”的现金支票终于被信用社那个圆脸女柜员确认无误，将崭新的深蓝色存折从小窗口推出来时，韦勇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嗡嗡作响。他一把抓过存折，手指颤抖着翻开，那串长长的数字——300,000.00——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进他的视网膜。巨大的晕眩感让他几乎站立不稳，他死死攥着存折，硬邦邦的塑料棱角硌得掌心生疼，却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的狂喜。他几乎是撞开信用社那扇沉重的绿漆铁门冲了出去，刺骨的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也浑然不觉，胸腔里憋着一股滚烫的气流，化作一声嘶哑的、破音的呼喊，撕裂了兰水东郊冬日午后的寂静：
“妈——！钱！钱到了！三十万！”
他像一头撒欢的野马，在坑洼的泥路上狂奔，深一脚浅一脚，好几次踉跄着几乎摔倒，却停不下来。风声在耳边呼啸，冰冷的空气呛进喉咙，火烧火燎，却浇不灭心头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东湖诊所那扇吱呀作响的旧木门被猛地撞开。
“妈！妈你看！”韦勇喘得如同破旧的风箱，扑到正在佝偻着腰搓洗纱布的祝秀兰面前，一把抓住母亲那双冻得通红、粗糙冰凉的手，将那本存折重重拍进她手心，“三十万！一分不少！成了！成了啊妈！”
祝秀兰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撞得一个趔趄，浑浊的眼睛先是惊惶，待看清儿子脸上那近乎扭曲的狂喜和存折上那串天文数字时，巨大的眩晕感瞬间攫住了她。她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在油灯下搓药丸，何曾见过这么多钱？那数字大得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下来，让她心口发慌，手一抖，存折差点掉进地上的水盆里。
“这…这么多？”她声音干涩发颤，像破旧的琴弦，“勇子…这…这是真的？”她下意识地想推开那本存折，仿佛那是个烫手的烙铁。
“真的！千真万确！”韦勇用力点头，兴奋地环顾着这间昏暗、散发着陈年药味和煤油气息的诊所——斑驳的老药柜，角落里沉重的铁药碾子，一排排贴着毛笔字标签的旧玻璃瓶，悬在头顶光线昏黄的灯泡。“妈，有钱了！咱先把这药柜换了！换个大号的，带玻璃门，敞亮！再买个电动的粉碎机，省得天天吭哧吭哧推这铁疙瘩！”他指着角落的药碾子，“还有这灯，换瓦数大的！晚上看诊抓药，再也不怕瞅花眼了！咱也添套新拔罐，新针具！……”
他滔滔不绝，兴奋地比划着，描绘着诊所崭新的蓝图。祝秀兰听着，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存折，冰凉的硬壳渐渐被她的体温捂热。她看着儿子眼中那久违的、灼灼燃烧的光彩，最初的惊惶慢慢被一种混杂着欣慰和更深担忧的情绪取代。她没说话，只是攥着存折的手指，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韦勇的目光扫过诊所里那些破旧却承载了无数记忆的物件，最终落在了角落那个孤零零的铁药碾子上。碾轮边缘被磨得异常光滑，碾槽里残留着深褐色的药末，散发着熟悉的、混合着陈年药气、铁锈和汗水浸润的独特气息。他脸上的兴奋慢慢沉淀下来，走过去，伸出粗糙的手指，无比轻柔地拂过碾子冰冷的表面，感受着那一道道被岁月磨出的光滑凹痕。他拿起搭在把手上的粗布，开始仔仔细细地擦拭起来，动作专注而虔诚。
“这个，”他背对着母亲，声音低沉而坚决，“不能换。”
祝秀兰看着儿子陡然沉静下来的背影，和他擦拭碾子时那份近乎庄重的认真，无声地点了点头。诊所可以添新东西，日子可以变好，但这碾子，这方子的根，不能动。
几天后，一辆沾满黄泥的小货车吭哧吭哧地停在了东湖诊所门口。崭新的、散发着桐油清香的中药柜被小心翼翼地抬了进来，光亮的玻璃门映着屋外的天光；一台外壳锃亮、嗡嗡作响的中药粉碎机取代了角落药碾子的位置；成套的银光闪闪的针灸针具、崭新的拔罐器、精致的戥子秤……这些现代化的物件瞬间填满了狭小的空间，将原本温厚微苦的草药气息冲淡了不少，空气里弥漫着新木器、金属和油漆的味道。
祝秀兰站在屋子中央，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她看着工人们进进出出，小心地避让着，想伸手摸摸那新药柜光滑的表面，指尖快触及时又迟疑地缩了回来。
“这…这得花多少钱呐？”她终于忍不住，小声地对正调试粉碎机的韦勇嘟囔，“勇子，钱刚到手，不能这么花啊……”
“妈，这叫值当！”韦勇头也没抬，语气轻松，“好家伙什，看病利索，病人也放心！这点钱，不算啥！”他拍了拍新柜门，发出清脆的响声。
邻居吴婶闻声过来，眼睛顿时亮了：“哎哟喂！勇子！这是真发啦！瞧瞧这大柜子！多气派！这铁家伙（指着粉碎机）得值老鼻子钱吧？”她啧啧称奇，又压低声音对祝秀兰说：“秀兰嫂子，这么大一笔钱，可得存好了！别都让勇子这么造了！”
祝秀兰含糊地应着，心思显然不在这上面。她默默拿起抹布，一遍遍擦拭着新家具上根本不存在的浮尘，动作僵硬。每当听到“钱”字，她的背脊就绷得更紧一分。邻居的羡慕，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
诊所添置新设备的兴奋劲儿还没完全过去，韦勇心里又装上了另一件大事——买房。兰关，兰水县城关镇，那是比东湖这乡下热闹得多的地方。母亲年纪大了，诊所条件也差，冬天透风夏天闷热，他得给妈、也给自己在城里安个像样的窝。
他揣着存折，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吱吱嘎嘎地进了城。兰关的街道明显宽阔了些，两旁的店铺也多了起来，供销社改成了小超市，门口停着几辆带篷的三轮车。空气里混杂着煤烟、油炸食品和淡淡的下水道气味。他没什么门路，只能沿着还算熟悉的主街慢慢骑，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电线杆和临街墙壁。果然，几张红纸黑字、歪歪扭扭写着“售房”的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
按照小广告上的地址，他拐进了一条更窄些的巷子。巷子两边多是些低矮的平房，墙皮剥落，地面坑洼，积着脏水。在一个岔路口，他找到了那个联系人，一个姓孙的矮胖中年人，穿着件沾着油污的旧夹克，嘴里叼着烟卷。
“看房？跟我来！”孙胖子很干脆，带着韦勇又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栋灰扑扑的、只有四层高的旧楼房前。楼房外墙的水泥灰浆很多地方已经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楼道里光线昏暗，堆着些破筐烂桶，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饭菜混杂的气息。
“就这单元，三楼西户。”孙胖子喘着粗气，掏出钥匙哗啦啦地打开了一扇漆皮剥落的深绿色铁门。
门一开，一股更浓重的、混合着灰尘、旧家具和淡淡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韦勇跟着走了进去。房子很小，一眼就能望到头。客厅兼餐厅，摆着一张旧方桌和两把椅子，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有些地方坑洼不平。两个小卧室，门框都有些歪斜。狭小的厨房里，一个水泥砌的灶台，旁边一个斑驳的单孔煤气灶。厕所更小，只有一个蹲坑和一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墙壁是简单的白灰粉刷，很多地方已经泛黄起皮，甚至能看到细微的裂纹。窗户是老式的木框单层玻璃，插销都生锈了，关不严实，冷风丝丝缕缕地钻进来。唯一的优点是朝南，午后的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勉强在水泥地上投下一块惨淡的光斑。
“咋样？地段不错！离县医院就两条街，买菜也方便！”孙胖子唾沫横飞地介绍着，“房主急用钱，价格好商量！”
韦勇没说话，沉默地在房子里慢慢踱步。他用手指关节敲了敲墙壁，声音沉闷；蹲下看了看墙角，有些地方洇着水渍；用力推了推窗户，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走到阳台上——其实只是用预制板外挑出去的一小块地方，没有封，生锈的铁栏杆上挂着几件不知谁家晾的旧衣服。从这里望出去，视野倒算开阔，能看到远处县城的轮廓和更远处灰蒙蒙的山峦。
“这墙…有点潮？”韦勇指着墙角的水渍问。
“嗨！老房子嘛，难免有点返碱！刷一遍就好！”孙胖子不以为意。
“窗户关不严，冬天怕灌风。”
“自己换个插销，几块钱的事！”
“水管…看着有点锈？”
“通着呢！能用就行！”
孙胖子满口都是小事一桩的论调。韦勇心里清楚，这房子旧、破、小，问题不少。但位置确实还行，离县医院近，以后万一有个急症也方便。关键是价格。他之前打听过，兰关新点的单元楼，动辄五六万，根本不是他能想的。这房子，破是破了点，但应该便宜。
“多少钱？”韦勇直接问。
孙胖子眼珠转了转，伸出两根手指：“两万八！一口价！家具都留给你！”他指了指那张旧桌子和椅子。
韦勇心里盘算了一下，诊所添设备花了几千，给林老预备五万，剩下的钱还要给母亲存着…两万八，咬咬牙能承受。他没立刻答应，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摇了摇头：“太贵。这房子你也看到了，太旧。墙潮，窗户不行，水管也锈了，都得自己花钱弄。两万二。”
“哎哟我的韦医生！”孙胖子夸张地叫起来，“两万二？这价在兰关你去哪儿买？两万七！最低了！”
“两万三。”韦勇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劲儿，“就这个价。不行我就再看看别处。”他作势要走。
“哎哎！别急啊！”孙胖子连忙拦住他，脸上挤出笑容，“韦医生爽快人！两万三…行！就当交个朋友！不过得现钱！”
“现钱没问题。”韦勇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过得先签个东西，写清楚，办过户手续的时候，你得配合。”
“那肯定！那肯定！”孙胖子满口答应。
接下来的几天，韦勇跑了几趟县城。签了份极其简陋、甚至没有正规格式的房屋买卖协议（还是孙胖子找隔壁一个退休老师写的），按了手印。又拿着协议、存折和身份证，去房管所排队，在一堆嘈杂的人群和浓重的烟味中，办理了过户手续。当那本薄薄的、印着“兰水县人民政府”字样、里面贴着模糊的黑白照片、写着“兰关镇胜利路xx号3楼西户”、面积“陆拾捌点柒平方米”、权利人为“韦勇”的房屋所有权证拿到手里时，他感觉轻飘飘的，又感觉沉甸甸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大门，一把里屋门，冰凉的金属硌着他的手心。
他再次回到那套小房子，独自一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照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他走到阳台，扶着生锈的栏杆，望着远处县城稀疏的楼房轮廓和更远处家乡方向的田野山峦。寒风依旧凛冽，刮在脸上生疼。他摸出那把冰凉的钥匙，紧紧攥在手心，金属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却带来一种奇异的踏实感。他对着空旷的房间，对着风，低声说，又像是对着远方东湖诊所的方向说：
“妈，以后…冬天不用烧炭盆了，夏天…也有个亮堂地方了。看病…也不用摸黑赶山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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