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当亚历克谢·伊万诺夫裹紧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踏过克列姆林宫广场旁结冰的水洼时，他感到脚踝上拴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这绳子不是麻的，也不是尼龙的，它滑腻、温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弹性，仿佛刚从活物身上剥下来的筋腱。每次抬脚，它都往回拽，力道不大，却足以让他的靴子在冰面上打滑。亚历克谢知道，这是从下诺夫哥罗德老家一路跟来的“橡皮筋”——他父亲彼得·伊万诺夫和母亲安娜·伊万诺娃亲手系在他骨头上的东西。
他刚在喀山的机械厂熬过一个通宵。厂里那台苏联时代的老古董车床又卡了壳，油污糊住了齿轮，工长瓦西里醉醺醺地拍着他的肩：“伊万诺夫！你爹当年在集体农庄修拖拉机，那才叫手艺人！你呢？连个螺丝都拧不正！”这话像冰锥扎进亚历克谢的耳膜。他爹彼得确实修过拖拉机——在六十年代的集体农庄，那时连伏特加瓶子都得按计划分配。可现在是八十年代末，电子表在黑市上泛滥成灾，而瓦西里还指望他用锤子敲出精密零件？亚历克谢没辩解。辩解是徒劳的，就像试图用渔网去兜住伏尔加河的雾气。他只默默把扳手塞回工具箱，金属相撞的声响在空旷的车间里荡出回音，像某种不祥的丧钟。
回到诺夫哥罗德的公寓时，已是深夜。门廊的煤油灯昏黄欲睡，灯罩上积着厚厚的煤灰。亚历克谢刚掏出钥匙，门却“吱呀”一声开了。母亲安娜站在门内，裹着褪色的格子围裙，手里端着一盘煮得发黑的土豆。她的眼睛在阴影里亮得吓人，像两粒泡在盐水里的黑豆。
“亚历克谢，”她的声音又轻又冷，像冰层下蠕动的水，“你又去喀山了？不该去的。瓦西里同志昨天来电话，说你心不在焉。工厂是铁饭碗，丢不得。”她侧身让开，亚历克谢闻到一股浓重的酸菜味，混着陈年烟草的焦糊气——这是伊万诺夫家的“家的味道”，二十年如一日，从未变过。
客厅里，父亲彼得正坐在圣像壁下的旧沙发里，膝盖上摊着一本《真理报》。报纸的边角卷了毛，上面印着勃列日涅夫僵硬的笑脸。彼得没抬头，只用粗糙的手指敲了敲报纸第三版：“看这里，亚历克谢。‘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幻想’。喀山那个破厂子，能养活你一辈子。你爷爷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靠的就是这股子稳当劲儿。”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那是五十年代在集体农庄挖土豆留下的勋章。
亚历克谢想说，喀山的厂子下周就要私有化了，工人们在传票上签名，像签自己的死刑令。他想说，他攒了点钱，想和同学谢尔盖开个修表铺子，电子表坏了，总得有人修。可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一阵干咳。安娜已经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罗宋汤，汤面上浮着可疑的油花。“喝吧，”她把勺子塞进他手里，力道大得刮疼了他的掌心，“汤能暖身子，也能暖脑子。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等分到房子再说。婚事得找瓦西里同志介绍，他侄女在邮局工作，根正苗红。”
窗外，风卷起雪粒，抽打着结冰的窗户。亚历克谢低头喝汤，滚烫的液体灼烧着食道，却暖不了骨头缝里的寒意。他忽然想起大西洋月刊上读到的那段话——社会经济的梯子，脚踝上的橡皮筋。他的橡皮筋另一头，死死捆在下诺夫哥罗德那间漏风的农舍上。父母站在梯子的最底层，用他们对集体农庄的记忆、对斯大林时代的敬畏，把他往下拽。如果他们站在高处，这橡皮筋或许能兜住他的坠落。可他们不是。他们只是用“为你好”的镰刀，一遍遍收割他本该生长的枝桠。
“安娜，”彼得突然放下报纸，声音低沉得像地窖里的回响，“把圣像擦一擦。明天是圣尼古拉节，得供上蜡烛。”安娜立刻放下汤碗，从柜子里取出一块绒布。亚历克谢看着母亲跪在圣像前，用布小心擦拭镀金的圣徒面孔。烛光摇曳，圣尼古拉的蓝眼睛在阴影里忽明忽暗，竟像活物般转动了一下。亚历克谢眨了眨眼——是错觉吧？可当他再看时，圣像壁后的阴影里，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矮小，佝偻，像他死去的祖父。他猛地转头，客厅里只有彼得抽烟的侧影，烟雾缭绕中，那影子又消失了。
“怎么了？”安娜回头，绒布停在半空。
“没……没什么。”亚历克谢放下汤碗，瓷底磕在木桌上，发出脆响。他感到脚踝上的橡皮筋猛地一紧，勒得他几乎站立不稳。这感觉越来越频繁了。自从上个月他偷偷填了修表铺子的申请表，橡皮筋就像活过来似的，夜里会勒进他的皮肉，留下紫红色的印痕，像被铁丝捆过。医生说那是神经痛，可亚历克谢知道不是。那是时代的断层在啃噬他的骨头——父辈的经验曾是金科玉律，可当社会像脱缰的雪橇冲下陡坡，那些经验就成了捆住手脚的绳索。彼得和安娜不懂：小农社会的“人情”在契约社会里一文不值；终身雇佣制终结了，包分配的大学成了笑话；连“三胎”政策都从罪过变成了勋章。可他们还在用五十年代的尺子，丈量八十年代的深渊。
“亚历克谢，”彼得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沙哑得像磨刀石，“睡吧。明天早班，别迟到了。”他递来一杯伏特加，劣质的，混着木屑的味道。“喝了，暖暖身子。”亚历克谢接过杯子，辛辣的液体滑入喉咙，却烧不化胸口的冰。他走向自己那间十平米的卧室，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圣像的烛光。黑暗中，他摸到脚踝——橡皮筋又勒紧了，皮肤下传来细微的“咯咯”声，像老鼠在啃骨头。
他蜷在冰冷的床铺上，试图入睡。可刚闭眼，耳边就响起窸窣声。不是老鼠。是低语，从墙缝里钻出来，带着下诺夫哥罗德黑土的腥气。
“……修表？胡闹！拖拉机才是正经手艺……”
“……邮局的姑娘多好，瓦西里同志介绍的……”
是彼得和安娜的声音，却比活人更清晰，更冷。亚历克谢猛地坐起，冷汗浸透了衬衫。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墙角。那里站着两个影子——彼得的影子扛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安娜的影子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灯焰是幽绿色的。影子没有脸，只有空洞的轮廓，却死死“盯”着他。亚历克谢想喊，喉咙却像被橡皮筋勒住，发不出声。影子缓缓抬起手，指向他的脚踝。月光下，那根无形的橡皮筋竟泛着微光，像一条活蛇缠在骨头上。
“你跑不掉的……”影子低语，声音重叠成一片，“我们是你的根……”
亚历克谢用尽力气踢向影子。脚穿了过去，却撞上一堵无形的墙。橡皮筋骤然收紧，剧痛让他眼前发黑。他摔倒在地，额头磕在床沿。再抬头时，影子消失了。只有月光冷冷地照着空荡荡的墙角。他喘着粗气，摸到脚踝——皮肤完好，可勒痕的灼痛感还在。这不是梦。橡皮筋的束缚，已从隐喻变成了鬼魅的实体。
第二天清晨，亚历克谢顶着黑眼圈去工厂。雪下得更大了，伏尔加河的雾气裹着冰碴，抽在脸上像鞭子。他走过诺夫哥罗德的石桥，桥下是浑浊的河水，浮着几块肮脏的浮冰。突然，脚踝一紧！橡皮筋猛地回弹，他整个人向前扑倒，脸差点撞上结冰的桥栏。他挣扎着爬起，靴子陷在雪里。抬头时，桥栏边站着个老妇人，裹着褪色的头巾，手里拎着个柳条筐。是安娜的影子！她没回头，只把筐里的东西——几颗发霉的土豆——轻轻抛进河里。土豆沉入黑水，水面竟泛起一圈绿光。
“妈……”亚历克谢嘶哑地喊。
老妇人缓缓转身。没有脸，只有一团蠕动的阴影。她抬起手，指向喀山的方向。亚历克谢想逃，橡皮筋却把他钉在原地。老妇人消失了，雪地上只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像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
工厂里，瓦西里醉得更厉害了。他拍着亚历克谢的肩，唾沫星子飞溅：“伊万诺夫！听说你想开修表铺？荒唐！你爹要是知道，非得从坟里爬出来抽你！”亚历克谢没反驳。他盯着车床上的金属屑，忽然发现它们在跳动，聚成一行小字：“回家吧，亚历克谢。”他慌忙用手抹掉，可金属屑又聚拢起来，这次是彼得的声音，从车床的轰鸣里钻出来：“拖拉机……拖拉机才是正经……”
午休时，他逃到工厂后院的雪地里。寒风像刀子刮着脸，他却感到一丝虚假的自由。他掏出兜里的修表铺申请表——谢尔盖今早刚塞给他的。纸是皱的，边角被汗浸湿了。他盯着“经营范围”那一栏，手在发抖。就在这时，脚踝上的橡皮筋“嘣”地一响！力道大得让他跪倒在雪地里。抬头，雪幕中浮现出一堵墙——不是砖石，是无数张泛黄的照片：彼得在集体农庄扶犁的侧影，安娜抱着婴儿（那是他）站在土屋前，瓦西里和邮局姑娘的合影……照片像墓碑般矗立，组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照片里的彼得突然转过头，咧开嘴，露出被伏特加泡烂的牙：“梯子？什么梯子！根扎在土里才稳当！”
亚历克谢用冻僵的手指撕扯照片。可每撕一张，就有新的照片从雪地里冒出来，越积越高。安娜的声音从照片堆里渗出：“修表？电子表坏了就扔！我们那会儿，一块表戴三十年……”橡皮筋勒进骨头，他感到自己的脚踝正在融化，变成黑土地里一截朽木。他尖叫起来，声音却被风雪吞没。直到谢尔盖冲过来摇晃他的肩膀，他才跌回现实。雪地里空空如也，只有他跪出的两个深坑。
“你疯了？”谢尔盖把他拽回车间，塞给他一杯热茶，“瓦西里说要开除你！就为那张破申请表？”
亚历克谢捧着茶杯，热气熏红了眼睛。他知道，不能再等了。橡皮筋的束缚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认知的鸿沟——父母把子女视为生命的延伸，而非独立的人。在集体农庄的慢时光里，这或许无害。可当社会变成脱缰的雪橇，这“延伸”就成了绞索。他必须割断它，哪怕割断的是自己的血脉。
当晚，他收拾了一个小包，只带了工具和申请表。彼得和安娜在客厅看《列宁格勒新闻》，电视雪花屏映着他们呆滞的脸。亚历克谢走到门边，手搭上冰凉的门把手。
“去哪？”彼得没回头，声音像冻住的河。
“喀山。”亚历克谢说，声音出奇地稳，“谢尔盖的修表铺，我……要去帮忙。”
安娜猛地站起，围裙带子绷断了。“帮忙？胡说！瓦西里同志说工厂要提拔你！”
“提拔？明天就私有化了！”亚历克谢转身，第一次直视他们的眼睛，“你们知道私有化吗？知道电子表吗？知道为什么邮局姑娘不嫁给我？因为她要的是外汇券，不是集体农庄的土豆！”
彼得的脸涨成猪肝色，他抓起茶杯砸过来。瓷片擦过亚历克谢的耳朵，血滴在地板上。“叛徒！你爷爷在前线……”
“爷爷在前线，不是为了让我修一辈子拖拉机！”亚历克谢吼出这句话，自己都愣住了。脚踝上的橡皮筋骤然绷紧，剧痛让他弯下腰。可这一次，他没有退缩。他拉开门，冲进风雪里。
雪夜的诺夫哥罗德像个巨大的坟场。亚历克谢跌跌撞撞跑向火车站，橡皮筋像钢丝般勒进血肉。每跑一步，耳边就炸开父母的鬼语：“……根在土里……”“……叛徒……”路灯的光晕里，影子扭曲成农庄的谷仓、集体食堂的烟囱。他不敢回头，怕看见彼得扛着镰刀、安娜提着绿焰煤油灯追来。终于，他扑进火车站冰冷的大厅，买了一张去喀山的末班车票。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煤油炉微弱的光。他瘫在座位上，脚踝的勒痕渗出血，染红了袜子。窗外，诺夫哥罗德的灯火迅速后退，像一群不肯闭上的眼睛。
喀山在伏尔加河的另一岸。当亚历克谢踏上月台时，晨光正刺破河雾。城市比诺夫哥罗德喧嚣得多——黑市商贩在兜售日本收音机，年轻人穿着牛仔裤晃荡，连空气里都飘着自由市场的铜臭。他深吸一口气，橡皮筋的拉力似乎弱了些。谢尔盖在出站口等他，拍着他肩膀大笑：“欢迎来到新世界！铺子在红街，就等你了！”
红街的修表铺子藏在老市场后面。推开门，铜钟的滴答声像潮水般涌来。墙上挂满拆开的怀表、电子表，工作台上散落着镊子和放大镜。谢尔盖塞给他一把螺丝刀：“试试这个西铁城，客人说走时不准。”亚历克谢接过表，金属的冰凉触感让他颤抖。他调整游丝，拧紧螺丝——动作生涩，却无比专注。当表针重新走动时，一种久违的平静漫过心头。橡皮筋还在，但拉力轻了，像被河水泡软的麻绳。
他在喀山租了间小屋，离铺子几步远。第一夜，他睡得深沉，没听见鬼语。可第二天清晨，他被一股酸菜味呛醒。枕边放着一盘煮土豆，皮都没削干净。亚历克谢冲出屋子，小巷空无一人，只有雪地上两行湿脚印，直通向伏尔加河。他追到河边，脚印消失在结冰的水面。低头，脚踝的勒痕又深了，渗着血。
恐惧像藤蔓缠住心脏。他试图用工作麻痹自己。可当他在铺子里修理一块苏联老怀表时，齿轮突然卡住，发出尖锐的“咯咯”声。他低头，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变形——皮肤变粗糙，指甲缝嵌进黑泥，像彼得的手！他惊叫着甩开怀表，可手指的幻觉持续了整整一天。晚上，他锁紧门窗，却听见屋顶传来“咚咚”声。爬上去看，积雪覆盖的瓦片上，印着一双赤脚的脚印——安娜的，小而扭曲，从烟囱一直延伸到屋檐。
“你跑不掉的……”风里飘来低语。
亚历克谢蜷在墙角，用工具刀抵住脚踝，想割断那根橡皮筋。刀尖刺进皮肤，血涌出来，可橡皮筋纹丝不动。它已长进他的骨头，成了血脉的一部分。绝望中，他想起布尔加科夫的小说——魔鬼能看透人心的荒诞。或许，这橡皮筋的鬼魅，正是时代断层的化身？父辈的经验曾是金桥，如今却成了绞索。他们不是恶鬼，只是被冻土封印的魂灵，用“为你好”的镰刀，一遍遍收割儿子本该生长的春天。
一周后，亚历克谢接到谢尔盖的电话，声音发抖：“亚历克谢……铺子……铺子出事了！”他冲回红街，老市场已乱成一团。人群围在铺子门口，指指点点。推开店门，他僵住了。
铺子里，时间倒流了。
墙上挂满的电子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农庄的旧挂历，画着拖拉机手灿烂的笑脸。工作台变成了木犁，犁尖沾着新鲜的黑土。谢尔盖跪在角落，浑身发抖，面前站着彼得和安娜的鬼影。彼得扛着镰刀，安娜提着绿焰煤油灯。灯焰摇曳中，安娜正把一袋土豆塞进谢尔盖怀里。
“……根扎在土里才稳当……”安娜的声音像冰碴摩擦。
谢尔盖看见亚历克谢，哭喊起来：“他们……他们说修表是罪过！要我回工厂……”
亚历克谢拔出工具刀冲过去。刀穿过安娜的鬼影，却砍在犁上，火星四溅。彼得的鬼影转过身，没有脸，只有黑洞洞的嘴：“叛徒？这里没有叛徒，只有根。”他挥动镰刀，刀刃竟割裂了空气，发出刺耳的嗡鸣。亚历克谢感到脚踝的橡皮筋被猛地一扯，整个人飞出去，撞翻了木犁。黑土撒了一地，竟在地板上长出绿苗——短短几秒，铺子变成了微型农庄，土豆藤蔓缠住他的脚踝。
“看！”彼得的鬼影指向藤蔓，“这才是正经活计！”
亚历克谢挣扎着，藤蔓越缠越紧。谢尔盖想帮忙，却被安娜的煤油灯照住，动弹不得。绿焰中，谢尔盖的影子开始扭曲，变成扛麻袋的工人。亚历克谢知道，如果藤蔓长进谢尔盖的骨头，他也会变成另一个“根”的囚徒。他咬破舌尖，用血在掌心画了个粗糙的十字——不是圣像的十字，是布尔加科夫笔下那种荒诞的、对抗荒诞的符号。
“不是根！”他嘶吼，声音盖过藤蔓的窸窣，“是断层！你们的经验……过时了！”
彼得的鬼影晃了一下。镰刀停在半空。
“五十年代能指导八十年代？”亚历克谢继续吼，血从嘴角流下，“拖拉机修得好，就能修电子表？集体农庄的‘人情’，能换外汇券？你们不是为我好——是把我的命，钉在你们的棺材板上！”
安娜的煤油灯突然熄灭。鬼影发出一声尖啸，像冻土开裂。藤蔓枯萎了，露出底下真实的地板。谢尔盖瘫倒在地，影子恢复正常。彼得和安娜的鬼影在消散前，最后转过身。这一次，亚历克谢看清了——他们没有脸，只有两片空白，像被时代抹去的旧照片。
“根……”安娜的残音飘散，“……断了……”
鬼影消失了。铺子里，电子表的滴答声重新响起。谢尔盖爬起来，脸色惨白：“它们……它们还会回来吗？”
亚历克谢摸着脚踝，勒痕还在，但橡皮筋的拉力轻了，像一根松弛的旧皮筋。“会的，”他喘着气，“只要断层还在……”
他以为自由了。可当晚，小屋的煤油灯突然变成绿焰。安娜的声音在墙里回荡：“……修表铺子？瓦西里同志说要查封……”亚历克谢砸碎灯泡，黑暗中，橡皮筋却勒得更紧。他明白：鬼魅不会消失，因为断层是活着的伤口。父母的爱是真实的，可当它变成橡皮筋，托举与束缚就只在一念之间——他们站在梯子底层，向上拉是徒劳，向下拽却轻而易举。
他决定回下诺夫哥罗德。不是投降，是清算。必须找到橡皮筋的源头，在断层最深的地方割断它。
下诺夫哥罗德的农庄在伏尔加河支流旁，离诺夫哥罗德城一百公里。雪橇碾过冻土，车辙像伤疤。亚历克谢坐在老农的雪橇上，风像刀子割脸。远处，农庄的土屋蜷缩在雪地里，烟囱冒着稀薄的烟。彼得和安娜就住在那里，守着集体农庄解体后剩下的半亩薄田。
农庄比记忆中更破败。土屋的木墙裂着缝，像老人干裂的嘴唇。亚历克谢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看见彼得正用镰刀砍冻土，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安娜在屋檐下搓麻绳，手指冻得发紫。他们抬头看见亚历克谢，没有惊讶，只有麻木的平静。
“回来了？”彼得扔下镰刀，声音像冻住的河，“土里能长出金子。”
亚历克谢没进屋。他站在院子中央的雪地里，脚踝的橡皮筋绷得发烫。“我要割断它。”他说。
安娜停下搓麻绳，麻线从指间滑落。“割什么？”
“橡皮筋。捆在我脚踝上的。”亚历克谢指向自己的腿，“你们捆的。以为是为我好，其实是断层——你们的经验，过时了。”
彼得的脸抽搐了一下。他弯腰捡起镰刀，刀刃映着雪光。“过时？你爷爷用这把刀……”
“爷爷用刀，不是为了让我也拿刀！”亚历克谢打断他，“时代变了！终身雇佣制没了，包分配没了，连‘三胎’都从罪过变成勋章了！你们还在用五十年代的尺子量八十年代的深渊！”
安娜突然扑过来，枯瘦的手掐住他脖子：“你得有根！”
亚历克谢没躲。橡皮筋勒进骨头，剧痛让他眼前发黑。可这一次，他看清了真相：束缚他们的不是爱，是恐惧。父辈恐惧变化，于是把子女绑在熟悉的坟墓里。他掰开安娜的手，声音轻得像雪落：“妈，根不是捆住脚的东西。是长在心里的……能让你站稳，也能让你走远。”
他转身走向农庄边缘的旧教堂。那是东正教废弃的小礼拜堂，木头被风雨蛀空了，圣像壁只剩灰烬。彼得和安娜跟在后面，没说话。雪地上，三行脚印并排延伸，像三条绞在一起的绳子。
教堂里，寒气刺骨。亚历克谢跪在焦黑的圣像前，摸出工具刀。刀刃映着月光，冷得像冰。他卷起裤管，露出脚踝——橡皮筋在皮肤下凸起，像一条青黑色的活蛇。彼得和安娜站在门口，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缠在柱子上。
“割吧。”彼得的声音沙哑，“看看根断了，你还能不能走路。”
亚历克谢闭上眼。不是为恐惧，是为清醒。他想起布尔加科夫的魔鬼：真相往往藏在荒诞的镜子里。父母的爱是真的，可当它变成橡皮筋，就扭曲了。健康的亲子关系需要“仕途距离”——不是审判父母，是重构自我认知。角色的权利，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刀尖抵上橡皮筋。它滚烫，带着活物的脉动。
“等等！”安娜突然冲过来，跪在他身边。她没碰刀，只是颤抖的手指向圣像壁后的角落。那里，月光照出一团模糊的东西——半截腐烂的皮筋，一端系着块生锈的犁铧，另一端……系着彼得和安娜的脚踝！皮筋早已断裂，断口参差不齐，像被野兽啃过。
亚历克谢愣住了。彼得苦笑：“五十年代……集体农庄分犁铧。队长说，‘捆住脚，根才稳’。”他扯了扯自己脚踝上的断皮筋，“后来……它断了。可我们忘了松开。”
真相像闪电劈开迷雾。橡皮筋从来不是单向的！父母也被自己的“橡皮筋”捆着——捆在集体农庄的冻土里，捆在过时的经验里。他们干涉子女，是因为自己从未真正“割断”。断层是代际的瘟疫，父母是第一批病人，却把病菌传给儿子。
亚历克谢的刀垂下来。他轻轻握住安娜枯瘦的手：“妈，你们的皮筋……断了。可你们没松手。”
安娜的眼泪砸在雪地上，瞬间结冰。彼得转过身，肩膀剧烈抖动。月光下，他们脚踝上的断皮筋在风中飘荡，像两条死去的蛇。
亚历克谢站起身，走向自己的橡皮筋。这一次，他没用刀。他双手抓住它，像扯断一根旧麻绳。没有剧痛，只有一声微弱的“嘣”，像冻土开裂。皮筋断了，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教堂的寒气里。
他迈出教堂。雪停了，月光照亮伏尔加河支流。冰面下，黑水在流动。脚踝轻了，可大地依然寒冷。他回头，彼得和安娜还跪在教堂里，影子缩成小小一团。没有鬼语，没有影子。只有风雪中，真实的沉默。
回到诺夫哥罗德，亚历克谢重开了修表铺。谢尔盖成了合伙人。生意不好不坏，电子表总坏，但总有人来修。有时深夜，他还会感到脚踝一紧——橡皮筋的幻痛。他知道，断层不会消失。时代的雪橇还在冲下陡坡，把旧经验碾成齑粉。可现在，当彼得打来电话唠叨“拖拉机才是正经”，亚历克谢会说：“爸，修表铺子今天修好三块表。”当安娜问“邮局姑娘怎么样”，他会笑：“妈，我买了新工具。”电话挂断，橡皮筋的拉力轻得像一阵风。
一个雪夜，他独自在铺子工作。铜钟的滴答声填满房间。窗外，诺夫哥罗德的灯火在雾中晕开，像一群不肯闭上的眼睛。他摸了摸脚踝，那里只有一道淡白的疤痕，像雪地里融化的水痕。
“根断了，”他对着空气说，声音很轻，“可树还能长。”
话音未落，煤油灯突然泛起绿光。亚历克谢没抬头。他继续拧紧一颗微小的螺丝，动作沉稳。绿光摇曳中，彼得和安娜的影子在墙上一闪而过——没有镰刀，没有煤油灯，只有两个模糊的轮廓，静静看着他工作。然后，影子消散了，灯焰恢复了正常的黄色。
亚历克谢放下螺丝刀，走到窗边。雪又下了起来，无声地覆盖着石板路。远处，伏尔加河的雾气在流动，裹挟着冰碴，奔向看不见的远方。脚踝上，那根橡皮筋的幻痛又来了，很轻，像一句遥远的叮咛。
他忽然笑了。这是与生俱来的胎记——提醒他来自何处，却不必死于何处。他转身回到工作台，铜钟的滴答声里，时间正一格格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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