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诺夫哥罗德的河岸公园里，枯树的枝桠刺向铅灰色的天空，如同无数指向天国的控诉手指。公园中央，一张褪色的绿色长椅孤零零地立在雪地上，椅背上的油漆剥落处，露出朽木的暗红色，像干涸的血迹。长椅一端坐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沃罗涅日，七十六岁，前苏联外贸部高级专员；另一端坐着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七十三岁，红色黎明拖拉机厂退休钳工。两人之间隔着半米的雪，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柏林墙。
谢尔盖裹着一件驼色羊绒大衣，领口别着一枚早已过时的列宁勋章，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尽管戒指内圈刻着1978年全苏外贸系统劳动模范的字样，如今已黯淡无光。伊万则缩在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灰色棉袄里，右手手套缺了两根手指，冻得发紫的手指不时搓动，试图找回一点温度。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是望着伏尔加河冰面上裂开的幽蓝缝隙，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冷啊，谢尔盖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官僚特有的拖腔，比1947年的冬天还冷。
伊万没抬头，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1947年？那时我正啃树皮。
谢尔盖眯起眼睛打量这个老头。他记得1947年，自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干部疗养院，喝着格鲁吉亚葡萄酒，吃着黑鱼子酱，而窗外是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同志，他清了清嗓子，您知道吗？那年我负责进口加拿大小麦，整整一列火车的面包，全被运到了首都。
伊万冷笑一声，那年我父亲饿死了，就因为面包配给证上少盖了一个章。
长椅突然微微颤动，像一头沉睡的野兽在翻身。两人都没注意到这个异常。谢尔盖从内袋掏出一个银质酒壶，拧开盖子，一股劣质伏特加的气味飘散在寒风中。来一口？纯粮食酿的，不是现在那些冒牌货。
伊万摇摇头：我老婆死于劣质青霉素，我再也不碰任何纯粮食的东西。
谢尔盖的手顿住了。他想起去年，自己因为养老金被削减，不得不卖掉珍藏的琥珀烟斗。那烟斗曾是勃列日涅夫访华时的纪念品，如今换来的半瓶伏特加，喝下去像煤油烧喉咙。同志，他换了个话题，您有写自传吗？
什么？
自传。谢尔盖从大衣内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通知，区社会事务局发的。为完善公民精神遗产档案，退休人员须提交生平纪要，逾期视作自愿放弃冬季取暖补贴。
伊万从棉袄里掏出一张几乎被磨破的通知，和谢尔盖的一模一样，只是他的纸张更旧，边缘被反复折叠过。我正为结尾发愁，他苦笑道，该写什么？感谢党让我排队排了一辈子
谢尔盖啜了口伏特加，暖流烧过喉咙，却没带来丝毫暖意。我写完了。结尾是：我将永远怀念集体农庄的麦浪。
放屁！伊万突然激动起来，您怀念什么？1953年赫鲁晓夫玉米运动，我们全家啃树皮的时候，您在克里米亚度假村吃烤乳猪！
谢尔盖的脸抽搐了一下。1953年，他确实在雅尔塔的干部疗养院，窗外是黑海的碧波，餐桌上摆着刚捕获的鲟鱼。但他没辩解，只是默默收起酒壶。长椅又颤动了一下，这次更明显，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摇晃它。
您知道吗，谢尔盖突然说，我曾经能直接给总书记写信。
伊万挖着鼻孔，那年我因为多领了一块面包，被厂保卫科关了三天禁闭。
1968年布拉格之春，谢尔盖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我代表外贸部去捷克斯洛伐克，住的是总统套房。酒店服务员是个金发姑娘，每晚都给我送伏特加……
1968年，伊万打断他，我老婆生孩子，因为没带生育许可证，被医院拒之门外。孩子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因为排队买面包迟到了五分钟。
谢尔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最终沉默。他想起自己那个在首都医学院读书的儿子，如今在瑞士当医生，每年只寄一张圣诞卡。而伊万，他猜，可能连孙子都没见过。
长椅第三次颤动，这次两人同时感到椅面在下沉，像一块融化的冰。谢尔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皮鞋正慢慢陷进木头里，仿佛长椅是沼泽。他惊恐地想站起来，却发现双腿被牢牢吸住。
别动，伊万平静地说，它在吃我们。
什么？
这张长椅，伊万指了指椅背上的裂纹，它专门吃将死之人。我昨天看见老瓦西里坐在上面，今天他的孙女在长椅下发现了他的假牙。
谢尔盖想笑，这太荒谬了。但当他试图移动手指时，发现指尖也开始渗入木头，像蜡烛融化。恐慌中，他抓住大衣口袋里的自传稿纸——那本他引以为傲的《我的光辉岁月》。
同志，他声音发抖，您知道我为什么能当上外贸专员吗？
伊万没回答，只是盯着伏尔加河冰面下蠕动的黑影。
1956年，谢尔盖继续说，仿佛在交代遗言，我举报了我最好的朋友。就因为他说斯大林是个混蛋。第二天，他被送去古拉格，我接替了他的职位。
伊万终于转过头，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我老婆死的那天，他轻声说，我排了八个小时队买面包，只为了给她临终前吃一口热的。结果医院说，死亡证明没盖章，尸体不能领走。我抱着她的尸体在走廊等了三天，就为了一个章。
谢尔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不是因为长椅的吞噬，而是某种更古老的东西——愧疚。他想起自己举报朋友后，如何用朋友的公寓换了更大的房子，如何用朋友的配给证给儿子买了第一双皮鞋。而现在，他连一瓶像样的伏特加都买不起。
我的自传，他喘着气，结尾是假的。我根本不怀念什么麦浪。我怀念的是权力——那种能让别人排队而自己走VIp通道的权力。
伊万点点头，像在说我早就知道。他的左腿已经完全融入长椅，只剩一条裤管在风中飘荡。我的自传，他慢慢说，写的是排队的一生。从出生证到死亡证明，我排了一辈子队。现在，我连死都要排队。
谢尔盖突然明白了什么。同志，他急切地说，您知道区社会事务局为什么要求我们写自传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死后手续的第一步！谢尔盖的声音因恐惧而尖利，他们要我们的自传，是为了给地狱里的官僚体系准备档案！您以为死后就能解脱？天真！罗刹国连地狱都要填表格！
伊万笑了，露出几颗黄牙。我早知道了。去年我交自传时，窗口的办事员说：科罗廖夫同志，您的道德积分不够，死后可能要下道德再教育营
科罗廖夫？谢尔盖愣住了，您不叫斯米尔诺夫吗？
伊万——或者说科罗廖夫——的笑容扩大了，露出更多黄牙。斯米尔诺夫是我邻居，上周冻死在楼道里。我偷了他的通知单，因为我的自传被退回了——对集体农庄的描述过于阴暗
谢尔盖感到头晕目眩。长椅已经吞噬到他的胸口，木头像血管一样搏动。他想起自己辉煌的岁月，那些特权、那些贿赂、那些被他踩在脚下的斯米尔诺夫们。而现在，他和一个偷身份的老头一起，被一张公园长椅慢慢吃掉。
同志，他艰难地说，您觉得...我的自传结尾该改什么？
科罗廖夫——他决定继续这么称呼他——思考了一会儿。他的身体只剩下肩膀以上还在长椅外，像一尊即将沉没的雕像。写实话，他最后说，我排队排了一辈子，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今天不办公
谢尔盖想笑，却咳出一口血。血滴在长椅上，立刻被吸收，像水渗进海绵。太消极了，他喘着气，bureaucrat 们会撕了它。
让他们撕，科罗廖夫说，反正我已经死了。
谢尔盖猛地抬头：什么？
我是鬼，科罗廖夫平静地说，1991年苏联解体那天，我死在红色黎明厂门口。就因为排队领最后一份面包时，插队的年轻人推了我一把。我摔在冰上，后脑勺撞到铁轨。没人送我去医院——都在忙着抢面包。
谢尔盖感到一阵寒意，比伏尔加河的风更刺骨。那...为什么现在才...
因为长椅需要两个将死之人，科罗廖夫解释，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它要完成生死交接。您知道吗？您也快死了。
谢尔盖想否认，但胸口的剧痛和逐渐麻木的四肢告诉他这是真的。他想起医生的话：沃罗涅日同志，您的心脏...恐怕撑不过这个冬天。当时他还在想，至少能领到冬季取暖补贴。
我的自传...他虚弱地说。
烧了它，科罗廖夫建议，写新的。真实的。
谢尔盖用最后的力气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自传最后一页写下：
我排队排了一辈子，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同志，您的道德积分不足，请先参加死后思想再教育
写完，他感到一阵奇异的轻松。长椅吞噬他的速度加快了，木头像温热的水一样包裹着他。他看见科罗廖夫的身体完全消失了，只剩一张皱巴巴的通知单飘落在雪地上。
同志！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谢尔盖勉强转头，看见两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向长椅跑来，胸前别着公民精神档案局的徽章，徽章是只衔着公章的乌鸦。
沃罗涅日同志！左边那人喊道，生命总结逾期了！取暖补贴即刻停止！
谢尔盖想笑，却发现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的视线模糊了，只看见办事员们冲到长椅前，愤怒地翻找他的身体。右边那人捡起地上的自传稿纸，念出最后一句，脸色骤变。
道德积分他吼道，替换为精神纯洁度
但谢尔盖已经听不见了。他沉入长椅的深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排队，没有表格，没有 bureaucrat。只有黑暗，温暖而宁静，像母亲的子宫。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望不到头的队伍里。头顶是铅灰色的天，脚下是结冰的柏油路，两旁是赫鲁晓夫楼斑驳的灰墙。队伍静得可怕，人们垂着头，像一串串冻僵的鲱鱼干。
欢迎来到死后排队处，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谢尔盖转身，看见科罗廖夫站在他身后，胸口烙着暗红色的已处理字样。您以为死后就能解脱？天真！罗刹国连地狱都要填表格！
队伍尽头是个小木屋，窗户上贴着褪色的红纸，写着死亡接待处。窗口坐着个 bureaucrat，正用生锈的铰链声说话——正是刚才那个！他胸前的乌鸦徽章闪闪发亮，手里盖着已处理印章，印泥是黏稠的暗红色。
下一个！bureaucrat 喊道。
排在谢尔盖前面的男人颤巍巍递上文件夹。bureaucrat 翻了翻，头也不抬：第45号，死亡证明需附：1. 出生证；2. 人生总结审批回执；3. 您祖父在卫国战争中的服役记录；4. 今日占卜吉时证明。少一样，灵魂无效。
男人哭起来：同志，我祖父死在古拉格……
那您该早说！bureaucrat 拍桌，按第9条，古拉格记录需另附三份公证！回去重开！
男人被推搡着离开队伍，像片枯叶被风吹走。谢尔盖往前挪了一步，看见窗口内墙上贴满泛黄的表格，标题是《灵魂回收操作手册》。手册插图里，幽灵们被塞进标着道德积分的罐头盒，贴上红色黎明厂的标签。
轮到谢尔盖了。他递上自传稿纸。bureaucrat 看了看，眉头紧锁：沃罗涅日同志？您这结尾...太消极！按第18条，必须重写！
重写什么？谢尔盖问，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
应该写：我将永远怀念集体农庄的麦浪，即使死后也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排队！
谢尔盖笑了。他想起伏尔加河畔的长椅，想起科罗廖夫，想起自己写下的真实告别。他说，这就是我要的结尾。
bureaucrat 的脸涨成猪肝色：您这是拒绝配合！按第22条，灵魂自动归为可疑类别他抓起已处理印章，狠狠盖在谢尔盖胸口——没有痛感，只有一阵刺骨的寒，像伏尔加河的冰水灌进血管。
灵魂标记完成！办事员宣布，您将进入永久排队预备役。每日凌晨三点到五点，持此标记到伏尔加河冰面报到，参与灵魂解冻劳动。迟到者，道德积分扣10！
谢尔盖低头，看见胸口浮现出暗红色的已处理字样，像烧红的烙铁。他想争辩，可嘴巴刚张开，就被推到队伍外。他踉跄着走向伏尔加河边，脚踩在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冰层下，那些苍白的手影又出现了，正抓挠着他的倒影，指甲刮擦冰面的声音像老鼠啃噬骨头。
别理它们，科罗廖夫不知何时来到他身边，它们是未完成队列的幽灵。1937年大清洗时被枪毙的，可手续没走完，灵魂卡在队列里出不来。
为什么？谢尔盖问。
因为队长没盖章啊！科罗廖夫笑起来，牙齿间飘出冰碴，枪决名单漏了第17号公章。现在他们排了八十年队，就等那个办事员补盖章——可那办事员早死在古拉格了！
谢尔盖愣住。他想起自己当外贸专员的日子。有次他扣下一份进口合同，只因供应商是政治不可靠分子。他记得那人绝望的眼神，像现在冰层下的手影。当时他想：不过少赚一笔钱罢了。可现在，他胸口的烙印火辣辣地疼，仿佛在提醒：每个盖章的手，终将成为被盖章的纸。
科罗廖夫突然指向河心。伏尔加河冰面裂开一道深缝，幽蓝的河水里浮出无数文件——泛黄的自传稿纸、盖满红章的通知书、冻僵的身份证。它们像落叶般旋转下沉，被冰层下的手影一把抓住，塞进嘴里咀嚼。纸屑混着黑色的淤泥从指缝漏出，像呕吐物。
它们在吃文件？谢尔盖问。
吃手续！科罗廖夫啐了一口，手续比面包管饱。吃了手续，就能多排一小时队——离死亡审批近一步。
谢尔盖突然明白了。他胸口的已处理烙印开始发烫，像块烧红的铁。他想起自己写下的那句告别语，现在在他灵魂深处翻腾，像一团未消化的火。
手续……他喃喃道，如果手续不存在呢？
科罗廖夫猛地抓住他胳膊：别犯傻！没有手续，灵魂会散成伏尔加河的雾！
可谢尔盖已经冲向冰缝。他跪在冰面上，手指抠进裂缝。河水刺骨，冻得他灵魂发黑。他用力一掰——冰层裂开更大口子，幽蓝的河水涌出，带着腐烂纸张的气味。冰层下的手影纷纷缩回，像受惊的鱼。
谢尔盖深吸一口气，把胸口的已处理烙印按进冰水里。烙印瞬间变白，像雪片般剥落，融入河水。他感到一阵眩晕，仿佛有根线从体内被抽走。再抬头时，冰层下的手影不再抓挠他，而是齐刷刷指向他身后。
他转身。伏尔加河岸上，站着两排 bureaucrat。他们穿着呢子大衣，皮靴沾满雪泥，胸前乌鸦徽章闪闪发亮。最前面那个，正是刚才盖章的 bureaucrat。他们沉默地排成队，像一串串待宰的鲱鱼干，手里捧着文件夹，眼神空洞。
他们在排队。科罗廖夫不知何时来到他身边，声音发抖，手续……手续反噬了。
谢尔盖踉跄着走上河岸。bureaucrat 们自动让开一条路。他走到队伍最前面，那个办事员抬起头——他的脸开始融化，像被热水烫过的蜡。他颤抖着递上文件夹：沃罗涅日同志……请审批我的灵魂。
文件夹里是办事员的自传，扉页写着：我盖了一辈子章，终于轮到被盖章——它却说印泥用完了。
谢尔盖笑了。他抓起办事员的已处理印章，狠狠盖在文件夹上。印泥是活的，暗红色的液体从印章边缘渗出，滴在办事员融化的脸上。bureaucrat 发出一声解脱的叹息，身体像沙塔般坍塌，化作一滩印泥，渗进冻土。
下一个！谢尔盖喊道，声音像风吹过空酒瓶。
队伍开始移动。bureaucrat 们一个接一个上前，递上自传。谢尔盖用他们的印章盖章，看他们融化成印泥。印泥渗进冻土，伏尔加河岸的赫鲁晓夫楼开始剥落灰皮，露出里面腐烂的木头。红色黎明厂的烟囱喷出的黑烟变淡了，像被水洗过的旧布。
当最后一个办事员融化时，谢尔盖站在空荡荡的河岸上。伏尔加河冰面完好如初，幽蓝的河水静静流淌，再没有手影抓挠冰层。他胸口的烙印彻底消失，只留下一点温热，像某种久违的感觉。
他走回公园，那张绿色长椅还在，但已焕然一新，油漆鲜亮，没有一丝裂纹。长椅上放着一本崭新的练习本，封面上写着公民精神遗产档案。谢尔盖坐下来，拿起笔，在最后一页写下：
我排了一辈子队，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同志，您的手续齐全，请直接通过。
写完，他把练习本折成纸船，放进伏尔加河。纸船载着墨迹未干的告别语，顺流而下，消失在晨雾中。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沃罗涅日坐在长椅上，看第一缕阳光刺破铅灰色的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仿佛骨头里灌满了伏尔加河的风。他知道，当正午的阳光晒化窗台的冰凌时，他的灵魂会像办事员们一样坍塌，化作一滩温热的印泥，渗进下诺夫哥罗德的冻土。但此刻，他只想静静地看着——看着伏尔加河解冻的冰凌，像无数把小刀，切开这个荒诞世界的喉咙。
远处，红色黎明厂的汽笛声响起，不再是硫磺味的黑烟，而是淡淡的、带着面包香气的白汽。排队的人们从赫鲁晓夫楼里涌出，不再垂着头。他们互相拍着肩膀，笑着走向面包店，手里没拿任何文件。
谢尔盖笑了。他摸了摸胸口，那里不再有烙印，只有一颗缓慢跳动的心脏，像伏尔加河冰层下，终于找到出口的水流。
而在下诺夫哥罗德另一条街的公寓里，真正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正坐在六平方米的厨房里，伏在摇晃的胶合板书桌前。窗外，伏尔加河裹着冰碴的呜咽日夜不息。他七十三岁，退休钳工，养老金被现代化改革削得只剩面包钱，妻子柳芭七年前死于劣质青霉素。此刻，他正为自传《排队的一生》写最后一句。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提笔写下：
我排了一辈子队，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同志，您的手续齐全，请直接通过。
写完，他感到一阵奇异的轻松，仿佛有什么重担被卸下了。他不知道的是，在伏尔加河畔的公园里，一张绿色长椅正微微颤动，等待着下一个将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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