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纳托里·尼古拉耶维奇·奥博连斯基在基辅火车站月台上烧掉最后半包“北方”牌香烟时，他以为失去的只是取暖的工具。凛冽的寒风卷着雪沫，像无数冰冷的针尖刺透他单薄的大衣。他刚从圣彼得堡大学文学系辞职，那封信被他折成纸飞机，从涅瓦河桥上掷出——它在灰白的天幕下划出一道短促弧线，最终沉入浑浊的河水。系主任最后那句“奥博连斯基同志，您研究布尔加科夫已走火入魔”的叹息，此刻竟比寒风更刺骨。
就在他指尖几乎冻僵的刹那，一个穿人造革风衣的男人无声地贴了上来。那人自称科舍伊·彼得罗维奇，指甲缝里嵌着黑黢黢的油污，像某种无法磨灭的身份烙印。他开口时，带着一股浓烈的腌黄瓜酸腐气：“特维尔市中心，罗刹大厦，两室两厅，每月水电全包，只要三千卢布。”他左眼睑上一颗硕大的麦粒肿随着说话节奏微微跳动，如同某种不祥的脉搏，“当然，得签份特殊合同。”
阿纳托里麻木地接过那份薄如蝉翼的纸。纸页几乎透明，竟隐约透出2019年基辅正午的阳光，可落款处那枚公章却红得发黑，黏稠得如同熬烂的樱桃酱，沉甸甸地压在纸角，也压在他心上。
罗刹大厦矗立在特维尔中心，像一块巨大的、沉默的墓碑。电梯轿厢四壁贴满镀金镜子，阿纳托里抱着装有《大师与玛格丽特》五种注释版的纸箱踏入其中。镜面将他胡子拉碴的憔悴倒影切割成十二个碎片，每个碎片都抱着同样的纸箱，眼神空洞地回望着他。电梯无声上升，数字跳过12，直抵13。就在13亮起的瞬间，镜面骤然蒙上一层浓重白雾。雾气弥漫中，几行用管理员那种粗劣签字笔写就的字迹幽灵般浮现：“禁止在走廊背诵《安魂曲》——物业办。”字迹歪斜，墨水晕染，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的权威。
1304室的钥匙，竟是一枚被磨得发亮的旧门铃零件。阿纳托里把它插进锁眼，用力一拧——“哐当！砰！”一声巨响在死寂的走廊炸开，如同1918年冬宫卫兵仓促拉动枪栓的动静。这声响仿佛惊醒了整栋楼的声控灯，惨白的光线从头顶一盏盏次第亮起，又迅速次第熄灭，只余下1304门前一片昏黄，像只半睁的、疲惫的眼睛。后来阿纳托里才明白，罗刹大厦里所有的声音都带着致命的膨胀性：冲马桶是坦克主炮轰鸣，闹钟鸣响等同于空袭警报撕裂黎明，而邻居们的脚步却轻飘得如同1937年某个冬夜被秘密带走、从此人间蒸发的人。
入住第一夜，阿纳托里被一种固执的、单调的滴水声惊醒。他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打开门。走廊顶灯坏了一盏，昏黄的光晕下，1302室的门把手上，赫然挂着一件湿透的、沉重的长大衣。暗色水迹从衣角不断滴落，在门下的地砖上积成一小片深色水洼，仿佛它的主人刚刚穿越一场倾盆冷雨归来。阿纳托里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门内——只有一片死寂。次日清晨，他特意早起查看，1302门前干干净净，那件湿透的大衣如同从未存在过。唯有那扇深色木门板上，被人用指甲深深划出的数字“1917”，像一道新鲜的、无法愈合的伤口，突兀地留在那里。
第二周，阿纳托里在电梯里遇见一位穿褪色旧军大衣的老人。老人佝偻着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用发黄《真理报》包裹的长条状物体，报纸头版日期清晰印着：1983年11月7日。当电梯缓缓停在9楼，门尚未完全开启，老人枯枝般的手指猛地戳向阿纳托里胸口，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年轻人！你……你见过我的假牙吗？”他声音嘶哑，带着一种非人的空洞，“它去年在1305室的马桶里……游走了。”话音未落，电梯门“吱呀”一声完全洞开，门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老人仿佛被那黑暗瞬间吸了进去，消失无踪。只有那包裹鲱鱼的《真理报》一角被夹在门缝，露出半截银白的鱼尾，在冰冷的电梯地板上神经质地拍打着，像一条离水濒死的活鱼。
物业办公室的门永远挂着“外出巡逻”的硬纸牌。可每天清晨，阿纳托里总能在1304门缝下发现新塞进来的纸条。起初是些琐碎的投诉：“1307室投诉您凌晨播放黑胶唱片《蜻蜓姑娘》，扰人清梦（1955年版）”；接着是些荒谬的账单：“请缴纳2012-2022年公共部分精神磨损费，金额：一个安稳的梦境”；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上周那张印着褪色玫瑰花纹的通知：“恭喜您当选本单元永恒楼长（任期：自1917年10月25日起），请即刻至空房间1301室履职。——罗刹大厦住民自治委员会（临时）”。
第三个月，走廊的声控灯开始失控。它们不再回应脚步，而是按照某种隐秘的、冰冷的节奏明灭闪烁——短亮，长灭，短亮，长灭……阿纳托里曾在大学旁听过电讯课，他颤抖着在纸上记录下这诡异的光之密码。破译的结果让他血液几乎凝固：“我们从未离开，只是学会了在墙皮里呼吸”。当夜，1308室的墙壁深处传来清晰的敲击声，笃、笃笃、笃笃笃……是俄语字母表的顺序！有人在墙里用摩尔斯电码呼救！阿纳托里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砸向1308室的门板。门竟无声地向内滑开。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灯光，只有十二把蒙尘的旧式转椅，呈半圆形静默排列。每把椅子上，端正地放着一顶洗得发白的灰色鸭舌帽。阿纳托里颤抖着拿起最近一顶，帽檐内侧，用早已干涸发暗的红墨水，工整地写着一个名字。他拿起第二顶、第三顶……十二顶帽子，十二个不同的名字，落款日期却惊人地一致：1917年10月25日。
他冲到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旁，颤抖着拨通物业登记的号码。听筒里传来沙沙的电流杂音，过了许久，一个仿佛从积满灰尘的旧文件铁柜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响起：“1308室的住户们？哦，他们去索契疗养了，集体疗养。”声音干涩平板，毫无波澜，“不过他们很守规矩，每周三都会准时寄来新的敲击节奏样本。请务必记住，绝对不要用贝多芬的交响曲回应——那会严重干扰墙里预制板的情绪稳定。”电话“咔哒”一声挂断，忙音冰冷地响着。
地下车库弥漫着2019年积雪融化的陈腐湿气。阿纳托里用钢笔在自己那辆蒙尘的奔驰车盖上，无意识地写下了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诗句。第二天再去看，诗句已被某种不知名的工具刮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行粗粝的刻字：“所有车辆已自愿捐献给伟大的罗刹复兴基金”。而大厦顶楼的露天停车场，铺着一张巨大的绿色帆布。每天下午三点，一台不知藏在何处的鼓风机准时启动，掀起帆布，波浪般起伏翻滚——管理员在电话里解释，这是“模拟2014年被制裁前进口车展会的盛况，保持历史记忆的鲜活度”。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阿纳托里被窗外异常的响动惊醒。他凑到结霜的窗边，借着雪光，赫然发现新鲜的脚印从1302室门口延伸出来，穿过走廊，一直通往消防通道。起初是清晰的、属于靴子的梅花状印痕，可在消防通道冰冷的水泥台阶上，这足迹竟诡异地转变成了人类赤裸的足印！更令人心悸的是，随着台阶向下，那些赤足印边缘渗出暗红，趾间的纹路在雪地上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如同用血描摹。十四层，十三层……血色的足迹在贴着巨大封条的1301室门前戛然而止。封条纸张泛黄脆弱，上面印着“特维尔特别建设委员会”的公章，日期是2021年2月24日。
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攫住了阿纳托里。他用一根撬门的铁线，颤抖着破坏了1301室门锁。门轴发出垂死般的呻吟，向内敞开。没有家具，没有灯光。房间中央，整齐排列着十二套闪烁着幽蓝微光的虚拟现实眼镜，镜片上投射着完全相同的画面：一个穿着褪色条纹睡袍、面容模糊的“阿纳托里”，正站在一间明亮整洁的厨房里，慢条斯理地搅动着锅中沸腾的荞麦粥。热气氤氲。阿纳托里猛地冲回自己1304室的厨房，拉开橱柜——里面去年买的通心粉早已干硬结块，缠满了灰白色的蜘蛛网。他跌跌撞撞回到1301室，目光扫过那些仍在工作的VR设备。最角落一台布满灰尘的旧显示器右下角，一个猩红的数字在无声跳动：已出租灵魂：200；当前真实入住率：0%。
初春的雪开始融化，泥泞的街道蒸腾起潮湿的土腥气。科舍伊·彼得罗维奇如同从地底渗出的影子，再次出现在1304门口。他这次带来一份卷了边的2013年《罗刹真理报》，枯瘦的手指戳着社会版一条不起眼的缝：“您该读读这个，《特维尔试点住房债券：自愿认购者享五十年租金返还》。”阿纳托里下意识地瞥向配图——照片上，一群笑容模糊的“购房者”在临时搭建的台前欢呼雀跃，可细看之下，他们脚下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子！这景象让他瞬间联想到走廊里每隔七天准时出现的垃圾袋：当黄昏光线斜射，那些垃圾袋投在墙上的阴影，边缘清晰得如同用圆规画出，是完美的、没有一丝毛边的圆柱形。
五月九日，胜利日的清晨。尖锐的战争警报毫无征兆地撕裂了罗刹大厦的寂静！阿纳托里冲下楼梯，心脏狂跳。他惊恐地发现，大厦所有窗户都亮着刺目的白光，窗帘剧烈抖动。然而，窗帘缝隙后移动的，并非人影，而是1925年款式的笨重幻灯机，将一幅幅泛黄、跳动的历史画面粗暴地投射在窗玻璃上。冲到楼外广场，眼前的景象让他血液冻结：游行队伍凝固在同一个循环片段里——一个小女孩踮着脚，将一块饼干递给轮椅上的残疾老兵。这个画面阿纳托里在2022年的电视新闻里见过无数次，当时科舍伊曾轻描淡写地告诉他：“防止历史虚无主义的必要技术手段，同志。历史需要被固定，像标本一样永恒。”此刻，幻灯机的光束在阿纳托里脸上摇曳，老兵空洞的眼神和小女孩僵硬的笑容，如同一个巨大而荒诞的诅咒。
第七个月，一个裹着寒霜的清晨，阿纳托里的信箱里塞着一份1936年的《消息报》。头版大幅照片上，斯大林站在检阅台上，威严俯视。可就在他身后阴影里，一个高大的人影被浓重的墨汁彻底涂黑，只余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道被强行抹去的裂痕。当夜，1306室那架尘封的旧钢琴突然自行鸣响！琴键无人触碰，却自动起伏，弹奏着《国际歌》。每一个音符都沉重、滞涩，慢了半拍，如同生锈齿轮在绝望地转动。乐声在最高亢处戛然而止。死寂骤然降临。紧接着，阿纳托里清晰地听到走廊里传来十二个人的呼吸声——深沉、悠长、带着一种非人的节奏感。他屏住自己的呼吸，侧耳细数：一、二、三……十二。可当第十三个心跳该出现的位置，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冰冷的空洞。他猛地捂住胸口——那里空空如也，自己的心跳竟不知何时已悄然溜出胸腔，消失在罗刹大厦无边的黑暗里。
停车场凶杀案的新闻轰动全城。警笛尖啸，红蓝光芒刺破罗刹大厦沉闷的黄昏。阿纳托里被挡在警戒线外，却目睹了足以颠覆认知的“真相”：所谓“尸体”，是一堆被利刃捅破的厚重牛皮纸文件袋。涌出的不是温热的鲜血，而是雪片般纷飞的、盖着鲜红“2020年已审核”印章的住房申请表格！穿白大褂的“取证员”面无表情，将散落一地的表格胡乱塞进黑色裹尸袋。与此同时，阿纳托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管理员那从铁皮柜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令人牙酸的安抚：“别紧张，尼古拉耶维奇同志，只是例行更换住户档案。新档案更……高效。”电话挂断，阿纳托里看着警察封存起最后一袋“尸体”，封条上印着的，正是“特维尔特别建设委员会”的徽记。
阿纳托里崩溃了。他抓起几件衣物，只想冲回基辅火车站，逃离这座吞噬灵魂的魔窟。可当他狂奔到特维尔街头，眼前的景象让他如坠冰窟：整座城市已沦为罗刹大厦的冰冷延伸！所有报亭的玻璃上，密密麻麻贴着2021年十月的日历；每一个公交车站的广告牌，都覆盖着他当初张贴的寻租启事照片；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投下迷离光影，科舍伊·彼得罗维奇正斜倚在灯柱下，嘴角咧开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他手中那份薄薄的合同在阿纳托里面前轻轻一抖，纸页竟瞬间化作一只灰白的鸽子，扑棱着翅膀，无声地飞入浓重的夜色。“您瞧，尼古拉耶维奇，”科舍伊的声音带着金属摩擦的嘶哑，左眼那颗麦粒肿剧烈地抽搐着，像一盏接触不良、即将熄灭的信号灯，“我们早把边界拆了。从彼得堡的涅瓦河畔，到太平洋的勘察加半岛——全是一个单元，同一个永恒的地址。”
阿纳托里最终回到了1304室。他不再试图离开。有时，手机会收到新“住户”的咨询短信。这时，他便默默打开衣柜，穿上那件不知何时挂在里面的管理员深蓝色外套。外套沉甸甸的，内袋里，静静躺着一张2014年克里米亚某度假村的泛黄门票。当他在猫眼后，看到一个风尘仆仆、拖着沉重行李箱的身影——箱子里露出《大师与玛格丽特》烫金书脊的轮廓，像极了当初的自己——他会习惯性地，轻轻敲响1301室那扇虚掩的门。门内，十二台VR眼镜依旧幽幽闪烁，镜片流淌着恒定的光。最新投放的模拟画面里：穿条纹睡袍的“阿纳托里”站在厨房，正将一锅热气腾腾的荞麦粥，小心翼翼地分给面前十二面落地镜中自己的倒影。而在罗刹大厦每一部电梯的镀金镜面中，两百个胡子拉碴、眼神空洞的阿纳托里，正抱着纸箱，嘴唇无声开合，集体背诵着那条深入骨髓的物业通知：“禁止在走廊讨论不存在的事物——此规定自1917年10月25日起，永久生效。”
第十三个月，一个阴冷的午后。阿纳托里在厨房水槽边，发现墙角霉斑异常繁茂。凑近细看，那些灰绿、深褐的菌丝竟诡异地勾勒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详细作战地图！伏尔加河的曲线，马马耶夫岗的等高线，清晰得令人毛骨悚然。他下意识抓起抹布用力擦拭。霉斑被擦去，大片墙皮随之簌簌剥落。墙皮之下，赫然露出冰冷的金属板！金属板上，用粗大的铆钉固定着一本厚重的、皮质封面的册子。他颤抖着翻开。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整整两百个。他手指僵硬地向下移动，最终停在一行字上——自己的全名：阿纳托里·尼古拉耶维奇·奥博连斯基。下方，一行小字清晰标注：入住日期：1917年10月25日。
几天后，科舍伊最后一次造访。他带来一份崭新的、印着玫瑰暗纹的物业通知，左眼麦粒肿已溃烂化脓，散发出淡淡的腐臭：“经全体住户（200户）民主表决一致通过，罗刹大厦将于明年元月一日，正式获得属于我们自己的邮政编码！”他枯瘦的手指戳着通知下方，“请各位住户，向各自房间内的虚拟信箱，缴纳本年度集体户籍认证与管理费。金额：一个您最珍视的记忆。”
从此，当黎明前最浓稠的黑暗笼罩罗刹大厦，1304室的阿纳托里总会被一种奇异的声响唤醒。那不是风声，不是水管呻吟。那是两百个不同音调、不同频率的鼾声，穿透劣质预制板的缝隙，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它们交织、碰撞、重叠，汇成一支庞大而诡异的合唱。细听之下，竟像两百台生锈的旧式录音机，同时播放着从1922年到2023年间所有版本的《国际歌》——沙皇时期的军乐改编版，卫国战争时前线广播的嘶哑版，解体后首都摇滚乐队狂躁的版本，甚至还有2022年某个被封锁网站流传出的、节奏错乱的电子混音版……无数个时代的旋律在鼾声中扭曲、挣扎、相互吞噬。
阿纳托里不再试图入睡。他默默起身，拧开床头那盏接触不良、时明时灭的台灯。昏黄的光晕下，他拿起桌上那罐科舍伊留下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黑色机油。用指尖蘸取，他在1304室新糊的、尚带着潮气的墙纸上，一笔一划，缓慢而专注地抄写着。字迹黏腻、乌黑，如同凝固的血：
“本大厦不存在——如有疑问，请向不存在的事物管理处申诉。”
墙纸吸收着机油，字迹边缘微微晕开。隔壁1303室传来一声清晰的、属于婴儿的啼哭，短促而尖锐，随即被更深的寂静吞没。阿纳托里蘸满机油的手指悬在半空，油滴落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洇开一小片不详的深色。他侧耳倾听，那两百个鼾声组成的《国际歌》合唱里，似乎悄然多了一个声部——一个他从未听过、却无比熟悉的童谣旋律，断断续续，飘渺如烟，仿佛来自1917年十月那个同样寒冷、同样决定一切的彼得格勒之夜。
他放下油罐，指尖残留的机油在灯光下幽幽发亮。窗外，特维尔的夜空被城市灯火映成一片浑浊的暗红，没有星辰。阿纳托里慢慢抬起手，用那根沾满机油的手指，轻轻触碰冰冷的玻璃窗。窗上，映出他胡子拉碴的脸，也映出身后房间里那面巨大的、映照出无数个“他”的镀金镜子。镜中，两百个阿纳托里同时抬起了手，两百根沾满机油的手指，共同指向玻璃上那个浑浊的、没有尽头的倒影。
墙纸上的字迹在昏黄灯光下缓慢地晕染、扩大，像某种活物在无声地呼吸。阿纳托里知道，明天清晨，当第一缕虚假的阳光（很可能是顶楼鼓风机掀起的帆布反射的）照进1304室，这行字又会消失不见。如同从未存在过。如同罗刹大厦本身。如同两百个被永远困在1917年10月25日这个时间琥珀里的灵魂。他闭上眼，两百个不同年代的《国际歌》旋律在耳道深处轰鸣、撕扯，最终，竟奇异地融汇成一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从墙皮深处，从地板缝隙里，从每一粒漂浮的尘埃中，轻轻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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