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江楼辩理：蓉卿评唐宗，功显贞观史，血藏玄武门
（场景：四月十六日午时中，利州“醉江楼”三楼，江风暂歇，正午日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案几上洒下明晃晃的光斑，案中热茶又添新沸，热气漫过众人仍带沉思的脸——刚听完“君臣坐而论道”的真与假，也忆过商纣冤屈与独尊儒术之害，此刻都凝着神，等着黄蓉拆那位“千古明君”唐太宗的光环，厅内气氛比先前更添几分郑重。）
我只是想让诸位明白，看历史，不能只信胜利者的史书；论思想，不能只守一家之言；看君臣，不能只认“君为臣纲”，更要记得武丁傅说、周公成王曾有的坦荡——他们没有森严到窒息的等级，没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荒唐，只有“同坐论策、共担安危”的本心，这才是治国兴邦的根本，而非靠教条捆住人心、靠威严压制异见。
先前有人说“君臣就该君在上、臣在下”，可武丁放下帝王身段，去傅岩请奴隶傅说做相，同坐议事才开创盛世；周公摄政时不独断，成王亲政后仍与他共商国事，才换来“成康盛世”的安稳。若那时便有“君为臣纲”的教条，傅说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一辈子筑墙；周公即便心怀天下，也会因“摄政逾矩”被治罪，哪来后来的西周安定？
说到底，“君臣之道”的核心从不是“尊卑”，而是“同心”；“治国之理”的关键也从不是“统一”，而是“纳善”。董仲舒“独尊儒术”后，把“君为臣纲”变成了枷锁，把“坐而论道”变成了罪过，看似定了“秩序”，实则断了“活力”——朝堂上没人敢说真话，君主听不到实情，即便有贤才，也只能在跪拜与顺从中消磨志气，这才是最可怕的“乱”，比诸侯纷争更伤国本。
今日说这些，不是要诸位否定所有规矩，而是要分清“规矩为谁而设”：是为了让君臣同心护百姓，还是为了让君主集权束臣子？是为了让天下人各展其才，还是为了让一家之言垄断思想？
接下来，咱们便要说说一位被世人捧为“完美贤君”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世人多赞他“贞观之治”、“纳谏如流”，说他重拾了“君臣相得”的模样，这份功绩的确该肯定，可史书里藏着的“玄武门之变”，那些“杀兄霸嫂、屠戮亲侄”的往事，还有他登基后修改史书、抹黑李建成的举动，也不该被“贤君”的光环掩盖。更要说说，他所谓的“纳谏如流”，与武丁、周公时期的“坐而论道”，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仍有“君赐臣敢言”的底色，后者却是“君臣平等论理”的本心。
既蒙诸位愿意听，那咱们便把这话摊开了说，先定个基调：我赞他的“贞观之治”，却不替他藏“玄武门之变”的血；我认他“纳谏如流”的难得，却不混他“君赐敢言”与“君臣平等论理”的本质，功是功，过是过，半点不掺假。
诸位只知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知魏徵敢拿着奏折当面骂他，说他“居安忘危、戒奢忘俭”，他非但不怒，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把魏徵当成心头镜；更知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隋末战乱后流离失所的百姓，短短几年便有了田种、有了饭吃，连突厥、吐蕃这些周边部落，都来长安称臣，尊他为“天可汗”。
这些功绩，不是史书吹出来的，是刻在百姓日子里的——多少人家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多少孩童从“忍饥挨饿”到“能进学堂”，都是他登基后实打实做的。这份护百姓安稳、促天下太平的功，该赞，该记，哪怕接下来要说他的过，也绝不能把这份功劳一并抹煞，这才是读史的公道。
这话一出，青衫学子紧绷的眉梢明显松了些，连那一直拧着眉的老乡绅都点头附和：“黄军师这话在理！老夫幼时听先生讲史，最佩服的便是唐太宗，觉得能容得下臣子直言、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帝王，便是顶好的贤君，这般功绩，的确难得。”
“可‘贤君’的光环再亮，也不该遮住他夺权时的血雨腥风；史书的称颂再盛，也不该藏起他为了帝位，杀兄、屠弟、屠戮亲侄，还纳了兄嫂、弟媳的往事——更不该把他的兄长李建成，塑造成‘昏庸无能、嫉贤妒能’的反面，彻底抹煞李建成的真实功绩！”黄蓉话锋陡然一转，语气沉了几分，每个字都像砸在案几上，震得众人耳膜发响，“诸位只知‘贞观之治’，只知李建成‘害李世民’，可知道李建成从不是史书里写的‘草包太子’？知道他为唐朝开国、稳定关中，做了多少实打实的事？知道李元吉曾劝李建成先杀李世民，而李建成始终未从？知道李世民的龙椅，是踩着兄长的仁心与鲜血，才坐稳的？”
“什么？！”这话像惊雷炸在厅内，利州知府猛地抬手按在案几上，指节都泛了白；老乡绅更是张大了嘴，捋着胡须的手直接僵在半空——不仅唐太宗有“血债”、李建成有“功绩”，连四皇子李元吉，竟还劝过杀李世民，而李建成没同意？这彻底颠覆了众人从小到大听的史！
黄蓉先缓了缓语气，先为李建成正名，连带着说清李元吉与他的分歧，字字皆有依据：“要讲玄武门之变，先得说清李建成的真实模样，也得说清他与李元吉的不同。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李世民领兵在外征战，而李建成，便担起了‘守根本、稳后方’的重任——关中是唐朝的根基，长安是都城，若后方不稳，李世民在外打得再凶，也没用，这份担子，全压在李建成身上。
他刚到长安，便着手整顿军纪，那时唐军初入都城，有些士卒趁机劫掠百姓，李建成当即下令‘凡劫掠者，立斩不赦’，还亲自带着亲兵巡查街巷，把劫掠的士卒当场处置，短短几日便稳住了长安秩序，百姓也从‘怕唐军’变成了‘信唐军’。后来李渊登基，立李建成为太子，他更是把‘稳关中、安民生’当成首要事：隋末战乱后，关中田地荒芜，他便推行‘劝农令’，亲自带着官员去田间巡查，教百姓耕种之法，还减免关中赋税三年，让流离的百姓纷纷返乡种田；那时关中常有盗匪作乱，他又亲自领兵清剿，不是一味杀戮，而是对愿意归降的盗匪，分给田地、教他们谋生，短短一年，关中便‘盗匪绝迹、百姓安居’——若没有李建成守住后方，稳住关中的粮饷与民心，李世民在外征战，哪来的粮草补给？哪来的安稳后方可退？
再说军功，李建成也绝非‘毫无战功’。武德二年，刘武周勾结突厥，攻占河东，逼近关中，当时李世民正领兵在陇西平乱，无法回援，是李建成主动请战，带着大军北上。他知道突厥骑兵骁勇，便避开正面硬拼，转而截断刘武周的粮道，再派轻骑袭扰其军营，待刘武周军队粮草耗尽、军心涣散，才率军出击，一举击溃敌军，收复了河东重镇——这一战，保住了关中的北大门，若河东失守，突厥与刘武周联军便可直逼长安，唐朝刚开国便要面临亡国之危，这份军功，难道不比一场局部征战更重要？
至于兄弟间的权力之争，李建成也并非‘一心害李世民’，甚至比李元吉更重‘亲情’。史书记载，李元吉性子急躁狠辣，见李世民军功渐盛、威望日高，多次在李建成面前劝他‘先下手为强’：一次是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李元吉私下找李建成，说‘秦王功高盖主，日后必成后患，不如趁他回长安，设宴请客，在酒中下毒除了他’；还有一次，李元吉提议‘调秦王去守边疆，待他离京后，再派人半路截杀，对外只说意外身亡’。
可李建成每次都拒绝了，他对李元吉说‘秦王是我亲弟，又为大唐征战有功，若我杀了他，便是手足相残，不仅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天下百姓，更会让大唐根基动摇’。后来李渊也察觉兄弟间的间隙，想把李世民封到洛阳，让兄弟二人各守一方，李元吉又劝李建成‘绝不能让秦王去洛阳，一旦他有了封地与兵权，便是养虎为患，到时再想除他，就难了’，可李建成还是没听，反倒觉得‘各守一方，能避争端，是好事’——两人虽因‘太子之位’有政见分歧，有权力之争，可李建成始终念及‘兄弟亲情’，不愿痛下杀手，而李元吉虽站在他这边，却比他狠绝得多，可史书为了抹黑李建成，故意把李元吉的‘劝杀’，说成是‘李建成与李元吉合谋’，把李建成的‘仁心’，扭曲成了‘假意隐忍、伺机下手’，何其不公！
更别说史书记载的李建成‘下毒、调兵’，细查《旧唐书》的原始史料，只提‘太子与秦王有隙’，没提‘下毒’的具体细节；至于调走李世民的将士，也并非‘害他’，而是当时唐朝初定，各地仍有战乱，李建成作为太子，需统筹全国兵力，调兵是为了镇守各地，并非针对李世民。反倒有记载，李建成曾多次在李渊面前为李世民说话，说他‘征战有功，当赏不当罚’，甚至劝李渊‘秦王有雄才，可委以重任，不必疑他’——这样的人，怎会是‘昏庸嫉贤，必除李世民而后快’的恶人？
可李世民登基后，为了证明自己‘夺权有理’，便命人修改《起居注》，把李建成的功绩尽数抹煞：提他守关中，只说‘太子居守长安，无所作为’；提他平河东，只说‘太子侥幸取胜，全靠将士拼命’；把李元吉的‘劝杀’，算在李建成头上，还编造‘下毒’‘谋反’的罪名，把李建成塑造成‘昏庸、暴虐、嫉贤妒能’的反面角色，让后世只知‘李世民杀兄是自保’，不知‘李建成本是仁贤太子，还曾放过李世民一命’——这便是胜利者书写史书的狠，不仅要夺对方的命，还要毁对方的名，连对方的‘仁心’，都要扭曲成‘伪善’！”
说清李建成的真实情况与李元吉的分歧，黄蓉才再揭李世民的血债，语气更添几分沉重：“理清了这些，再看玄武门之变，便更清楚其中的残酷与不公。隋末天下大乱，李渊起兵反隋，打下大半天下的，李世民功劳确实大，可李建成守后方、稳根基、念亲情的功与仁，也绝不比他小。论军功，两人各有侧重；论仁贤，李建成甚至更胜一筹。可按‘嫡长子继承制’，太子之位终究给了李建成，而李世民不愿等、不愿让，更不愿念及兄弟情，终究动了杀心。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亮，他便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恭这些心腹，埋伏在长安城的玄武门——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进宫见李渊的必经之路。待两人骑马过来，李世民亲自拉弓搭箭，一箭射穿了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场从马上摔下来，没了气息；李元吉慌了，转身就逃，尉迟恭提着马槊追上去，一刀斩了他的首级，还把两人的头挑在槊上，在宫门前示众，震慑东宫与齐王府的人。
事情到这还没结束！最狠的，是他为了‘斩草除根’，竟下了一道死命令：李建成有五个儿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才三岁；李元吉也有五个儿子，年纪更小，有的还在襁褓里，连话都说不利索——这十个亲侄，他一个都没放过，尽数处死！李渊得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李世民面前，老泪纵横地求情：‘都是李家血脉，哪怕贬为庶民、流放边疆也好，留他们一条命吧！’可李世民根本不听，最终还是眼睁睁看着十个孙辈丢了性命。李渊心灰意冷，没过多久便主动传位给李世民，自己躲在太极宫当太上皇，从此再也不过问朝政——这便是玄武门之变的真相，不是史书里轻描淡写的‘诛太子、齐王，定社稷之乱’，是实打实的‘杀兄屠弟、屠戮亲侄’，是踩着兄长的仁心、功绩与亲族的鲜血，夺来的帝位！
更让人不齿的，是他违背伦理纲常的举动——不仅纳了兄长李建成的妻子郑氏，还纳了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杨氏。《新唐书》《旧唐书》里都藏着隐晦记载：李建成死后，郑氏‘入掖庭’，后来为李世民生了一个女儿，封了归德县主；李元吉死后，杨氏也被纳入后宫，李世民甚至一度想立她为后，只因魏徵极力劝阻‘陛下若立杨氏，便是乱伦，恐遭天下非议’，才作罢。
按古时伦理，兄嫂如母、弟媳如妹，纳兄嫂、弟媳为妃，本就是天大的乱伦之事，可史书为了维护他‘贤君’的形象，刻意淡化——提郑氏只说‘入掖庭’，提杨氏只说‘事太宗’，绝口不提‘纳兄嫂’‘纳弟媳’的不堪，还把李建成的‘仁贤’抹成‘昏庸’、把李元吉的‘劝杀’算在李建成头上，让后世只知他‘纳谏如流’，不知他也曾为了私欲与权力，抛却亲情、违背伦理、篡改史书。”
青衫学子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却仍强撑着争辩：“可……可魏徵那般直言，甚至说‘陛下若不戒奢，恐步隋炀之后尘’，唐太宗都没治他的罪，还称他为‘镜’，这难道不算‘君臣相得’？而且李元吉都劝李建成杀他了，李建成就算这次没从，日后也难免会动杀心啊！李世民若不先动手，日后登基，也会被他们所杀！他后来开创了贞观之治，救了天下百姓，那些血债、那些篡改史书的事，难道不能因功绩抵消吗？”
“好太多，不代表‘无差’；‘容谏’，也不代表‘平等’！”黄蓉先回应他关于“君臣相得”的疑问，语气笃定又透彻，“咱们先说说这份‘纳谏’的底色——魏徵敢言，一是他本身有胆识，二是唐太宗需要‘贤君’的名声。那时玄武门之变刚过，天下人都在议论他‘手足相残、夺权不正’，他急需靠‘纳谏’‘爱民’，来扭转天下人的看法，来稳住大唐的根基。
魏徵曾是李建成的谋臣，李世民不杀他，反倒重用他，甚至容他直言，一来是惜才，二来更是做给天下人看：‘我连前太子的谋士都能容，还能容不下天下人的谏言？’可你看武丁与傅说，武丁请傅说，是因为傅说有治国之才，不管他是奴隶还是贵族；两人同坐议事，傅说反驳武丁‘速战速决’的想法，从不是‘看武丁脸色’，武丁听谏，也从不是‘为了名声’——是真的觉得‘傅说说得对，能让商朝变强，能让百姓安居’，没有半点‘君赐臣敢言’的施舍意味。
再看周公与成王，成王亲政后，周公说‘君失德，臣当谏’，从不是‘求成王容我谏’，而是‘我为天下，为大周，必须谏’；成王听周公说自己‘举措不妥’，也从不是‘我是君主，给你面子才听’，而是‘仲父说得有理，我当改之’——那时的君臣，没有‘谁求谁’‘谁赐谁’的分别，只有‘为了同一件事，说真话、做实事’的同心，这才是‘坐而论道’的本心，唐太宗的‘纳谏’，终究少了这份平等与纯粹。”
随后，她再直击“功绩抵消”与“自保”的辩解，语气愈发犀利：“至于‘日后会动杀心’，不过是李世民为自己夺权找的借口！李建成若真有杀心，李元吉劝了他两次，他怎会次次拒绝？若他真怕，大可像李建成那样，凭功绩与仁心争民心、争朝臣支持，而非直接动刀杀兄、屠侄！
‘功绩抵消’更是荒唐！他开创贞观之治，让百姓吃饱饭，该赞；李建成守关中、平河东、念亲情，为唐朝开国稳根基、存仁心，该还公道；李元吉劝杀虽狠，却也不该让李建成替他背“合谋”的黑锅；李世民杀兄屠弟、屠戮亲侄，是骨肉相残的狠，该骂；他篡改史书、抹黑兄长，是掩盖真相的伪，该议！
不能因他后来做了好事，便把他的狠与伪抹得干干净净，更不能让李建成的功绩与仁心、李元吉的单独劝杀，永远埋在史书的抹黑里。就像商纣王拓土该还公道、过错也该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都是“功过并存”的人，而非“非黑即白”的符号；那些被胜利者扭曲的细节，也不该永远被掩盖，他们的真实模样，也该被世人知道。
若只看胜利者的赞歌，不看被抹黑者的真相，那史书便成了“权力的工具”，不是记录是非的“史笔”；天下人读这样的史，怎会懂“辨真”？怎会知道，即便再贤明的帝王，也有阴暗面；即便被骂成“昏庸”的人，也可能藏着未被知晓的功绩与仁心？
这话让青衫学子彻底哑口无言，厅内静了片刻，老乡绅才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复杂与怅然：“原来……原来李建成这么仁心，还曾拒绝杀李世民，唐太宗的‘纳谏’里，竟还有‘君赐敢言’的底色，老夫活了六十多载，竟今日才知道这些真相。先前只当李建成是‘嫉贤妒能的昏太子’，唐太宗是‘完美贤君’，真是……真是被史书骗了一辈子啊！”
黄蓉神色稍缓，语气也平和了些：“我今日说这些，不是要把李世民骂成‘暴君’，也不是要把李建成捧成‘完美太子’，更不是要为李元吉的‘劝杀’辩解，只是想让诸位再懂一层理——读历史，既要看到胜利者的功绩，也要看到他们的阴暗；既要看到被抹黑者的‘恶名’，也要探究他们的真实；既要分清每个人的选择，也不把一人的过错强加给他人；更要辨清‘真传统’与‘假教条’，像武丁傅说、周公成王的‘同心论理’是真传统，董仲舒‘君为臣纲’、唐太宗‘君赐纳谏’里的等级与施舍，便是假教条。
接下来，咱们索性把话拉得更远些——上至三皇五帝，下到徽钦二帝，把历代被捧上天的‘明君’一一扒去虚饰，也给那些被骂了千年的‘有名昏君’还些公道。不管是汉高祖、汉武帝、隋文帝，还是曹操、刘备、唐高宗，亦或是被说‘荒淫’的汉成帝、‘爱玩’的唐穆宗、‘亡国’的隋炀帝，还有被斥‘牝鸡司晨’的武则天，咱们不凭标签论人，只凭史实说话，看看‘明君’的光环下藏着多少狠辣，‘昏君’的骂名里埋着多少冤屈。等把这些帝王的功过辨透了，诸位便再也不会被‘明君’‘昏君’的刻板说法困住，读史辨真，才算真正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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