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严寒并未因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而稍有缓和。二号备用营地窝棚内，气氛虽不再如之前那般剑拔弩张，却弥漫着一种更深沉的、混合着伤痛、疲惫与挥之不去的悲怆的宁静。这里，成了劫后余生者们短暂喘息、舔舐伤口的避风港。
江华靠在铺着干燥茅草的简易床铺上，身上盖着一条虽然破旧却清洗过的日军毛毯。窝棚中央，一个用废旧汽油桶改造的火炉正散发着有限的暖意，驱散着从原木缝隙间渗入的刺骨寒气。炉子上坐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卫生员特意为她熬煮的、加了少许红糖和姜片的草药汤，据说有助于驱寒和恢复元气。
她的外伤在磺胺粉和相对干净的包扎下，已经不再发炎，但浑身的肌肉依旧酸痛无比，仿佛被拆散重组过一般。更深的创伤在于内心。每当夜深人静，炉火的光芒在窝棚墙壁上跳跃出扭曲的影子时，沈哲明最后转身冲入火海的决绝背影、周组长与敌偕亡的怒吼、王磊倒在血泊中的画面……便会不受控制地闯入她的脑海，带来一阵阵窒息般的绞痛。她只能紧紧攥着怀中那个已经空了的抑制剂玻璃瓶，从那冰凉的触感中汲取一丝虚幻的支撑。
小李的伤势恢复得稍快一些。他额头的伤口已经拆线，留下了一道狰狞的疤痕，像一枚特殊的军功章。但爆炸造成的脑震荡后遗症让他时而会感到眩晕和耳鸣，卫生员叮嘱他必须静养，避免剧烈活动。他常常沉默地坐在窝棚门口，擦拭着那支仅存的三八式步枪，眼神却飘向远方崩塌的山谷方向，那里埋葬着他的组长和许多朝夕相处的弟兄。
根生的后背伤势最重，虽然骨头没事，但大面积的软组织损伤和淤血让他大部分时间只能趴着休息。这个年轻的抗联战士显示出惊人的韧性，即使疼痛难忍，也极少呻吟，只是咬着牙，默默忍受，眼中燃烧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和为战友复仇的火焰。
营地里的其他幸存者，无论是突击组的，还是牵制组、支援部队的，大多都带着或轻或重的伤。身体上的伤口尚可用药物和时间来治疗，但心灵上的创伤却需要更久的时间来弥合。营地中少了往日的喧闹和豪迈的笑声，多了许多沉默的凝视和压抑的叹息。牺牲战友的名字，成了大家心照不宣、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忌。
卫生员是营地中最忙碌的人之一。他携带的磺胺粉、止血纱布、吗啡等药品在连日救治中消耗巨大，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采集来的草药，如用于消炎止痛的黄芩、蒲公英，用于安神定惊的酸枣仁、柏子仁等。有限的医疗器械，如镊子、剪刀、缝合针等，被反复煮沸消毒使用。条件虽然艰苦，但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重伤员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没有出现严重的感染情况。
食物供应也一度紧张。之前储备的少量高粱米、玉米碴子和冻硬的窝窝头需要优先保障伤员。健康的战士们则更多地依靠狩猎（设置陷阱捕捉野兔、山鸡）和采集（挖掘冻土下的某些可食用根茎）来补充。一口架在室外、用石头垒砌的简易灶台，成了维系生命热量的关键。
然而，在这片被死亡阴影笼罩后艰难重建的秩序与平静之下，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悄然凝聚。牺牲带来的不仅是悲伤，更有一种沉淀下来的、更加坚定的意志。每当江华强撑着身体，走出窝棚，在营地中缓慢行走时，遇到的每一个战士，无论伤势如何，都会向她投来充满敬意和信任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记得，我们会继续战斗。
一连长和指导员老何承担起了营地主要的指挥和协调工作。他们安排岗哨，组织轻伤员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砍柴、修补窝棚），并派出侦察小组，小心翼翼地探查周边情况，确认日军残部动向以及那晚出现的诡异怪物是否还有踪迹。
休整，并非懈怠，而是为了积蓄力量，为了理清思绪，为了确认下一步的方向。身体的恢复缓慢而痛苦，精神的愈合更是漫长。但在这冰天雪地的营地里，在这些伤痕累累的躯体中，希望的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血与泪的浇灌下，变得更加顽强。他们知道，寒霜尚未散去，战斗远未结束。短暂的休憩，是为了迎接下一段，或许更加艰险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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