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燕赵大地，风里还带着点料峭的凉意，可西坡村的田埂上，已经能闻见新翻泥土的腥气。
林雨潇背着手站在地头，眉头拧成个川字——这是他接任生产队长的第三个月，眼前的景象和他刚来时没差多少：二十来个社员散在二十亩麦田里，像撒了把芝麻，东倒西歪没个章法。
王二虎靠着老槐树蹲在那儿，烟袋锅子“吧嗒”得响，手里的锄头半天不带动一下，眼睛直瞟着远处的河沟，像是在数游鱼；
被撤职的张老根更省事，干脆把锄头往地里一插，拢着袖子晒太阳，嘴里还哼着跑调的梆子腔。
与之相反的是地那头的老周头，腰弯成个虾米，手里的锄头起落得又快又匀，麦垄间的杂草被除得干干净净，连土块都耙得细碎；
赵建军和赵晓梅两个知青，埋头浇水，水管子捏得稳稳的，水流顺着垄沟慢慢渗，没半点浪费。
“干好干坏一个样，谁愿出死力？”
林雨潇心里明镜似的。他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长。可这队长当得憋屈——队里沿袭的是“劳动大帮轰”的老法子，不管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天都记八个工分，积极性早被磨没了。
更让人着急的是种田的老法子：选种凭手抓，施肥靠土粪，病虫害来了只能靠喊，去年全队的小麦亩产才三百来斤，连社员的口粮都勉强够。
回到队部，林雨潇把墙上落灰的《农业技术手册》翻出来，借着煤油灯的光逐字看。
窗外的风刮得纸窗“哗啦”响，他却越看越精神：原来选种要晒种、浸种，施肥要分苗情，病虫害能靠草木灰、石灰防治——这些他在县里开会时听农业专家提过，只是没往心里去，如今才知是救急的良方。
“光自己懂不行，得让全队都学会。”
第二天一早，林雨潇揣着两个窝头就往县城跑。
县农业局的李教授是农大的老教授，之前下公社讲过课，林雨潇找了两趟才见着人。听说是西坡村要学科技种田，李教授当即答应：“年轻人有这份心就好，农时不等人，我这就跟你走。”
李教授来的那天，队部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老人没讲空话，拎着个布包往台上一站，先掏出两把种子：“大伙儿看，这把是咱自己留的种，瘪的、带虫眼的占一半；这把是选过的‘冀麦1号’，颗粒饱满，出苗率能高三成。”
他又拿起几片叶子，指着上面的虫眼：“这是麦蚜，别看小，能把麦子的养分吸光，用草木灰掺生石灰撒上去，比打农药还管用。”
社员们凑得近，伸着脖子看，嘴里啧啧称奇。
老周头摸出烟袋想递过去，又想起啥似的缩了回去，只一个劲问：“李教授，那玉米选种咋弄？俺家去年种的玉米，棒槌才巴掌大。”
李教授笑着答：“玉米要选‘硬粒种’，晒三天，用温水泡一夜，种的时候隔一尺一棵，行距留两尺，通风透光才长好。”
林雨潇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前排，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连李教授说的“浇水要浇‘透根水’，别浇‘皮面水’”都标了着重号。
课间休息时，他拽着李教授的胳膊不放，从选种问到秋收，把队里的地块肥瘦、水利情况一一说清，李教授被他的认真劲打动，留了地址：“有问题就写信，我给你寄资料。”
打这天起，西坡村的地里多了道风景：林雨潇每天提前半小时下地，背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卷尺和放大镜，逐块地查看土壤墒情，给玉米苗、麦苗做记录；
傍晚收工后，队部的煤油灯总要亮到半夜，他要么翻农业书籍，要么整理白天的笔记，有时候还把老周头、张大爷请来，一起琢磨地块该种啥、咋管理。
可光有科技还不够，“大帮轰”的根子不除，再好的法子也落不了地。
林雨潇思谋了半个月，终于在队委会上抛出了“生产责任制”的想法：“把全队210亩地分成10个作业组，每组21亩，按地块肥瘦、作物种类定任务——小麦亩产保底400斤，超产一斤加2分工；玉米亩产保底800斤，超产一斤加1.5分工。干活质量由老周头、张大爷这两位老把式牵头监督，合格了才记工，不合格的返工，返工不算额外工分。”
这话一出口，队委会炸开了锅。
副队长陈长生皱着眉：“雨潇，这法子行不行啊？历来都是一起干，分了组，万一有人耍滑，各组闹矛盾咋办？”
王二虎的堂哥王老三也附和：“就是，我家二虎那性子，分给他地块，还不得把地荒了？”
林雨潇早有准备，拿出一张画好的地块图：“地块按肥瘦搭配，抓阄分配，公平公正；每组设组长，负责统筹，老周头、张大爷是总监督员，每天巡查打分。至于怕有人耍滑——”
他抬眼扫了一圈，“干好干坏工分不一样，耍滑的工分少，分粮食、分柴禾就少，日子过不下去，他自己就着急了。”
老周头第一个拍板：“我看行！俺种了一辈子地，最恨干好干坏一个样，凭啥勤快人跟懒汉拿一样的工分？”
张大爷也点头：“雨潇这法子，是给咱勤快人撑腰！”
有了两位老把式支持，其他队委也没再反对，生产责任制就这么定了下来。
分地那天，队部院子里摆着个陶盆，里面装着写着地块号的纸团。
社员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赵建军、赵晓梅这些年轻人摩拳擦掌，王二虎、张老根则缩在后面，眼神里满是不安。
林雨潇喊着名字，一个个上前抓阄：赵建军抓了南坡的好地，乐得直蹦；
赵晓梅抓了村东的中等地，也笑着说“好好种，肯定能超产”；
王二虎磨蹭了半天，伸手抓了个纸团，展开一看是北坡的薄地，脸“唰”地就拉了下来，嘴里嘟囔着“晦气”。
林雨潇听见了，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二虎，北坡的地是薄点，但只要按李教授说的法子种，多上粪、勤除草，照样能高产。你要是好好干，工分比以前多得多；要是还像以前那样耍滑，月底工分不够，分粮食的时候可别怨人。”
周围的社员都看着，王二虎脸一红，嘟囔着“知道了”，扭头走了。
责任制推行的头几天，还真出了岔子。
王二虎和张老根分在一组，两人锄草时敷衍了事，草只除了表面，根还留在地里；
浇水时更省事，水管子往地里一放，两人就蹲在树荫下抽烟，水顺着垄沟流到了别人的地里。
老周头巡查时发现了，当即记了下来，在傍晚的评工会上说：“王二虎、张老根组，除草不合格、浇水浪费，今天每人只记3分工。”
王二虎当即炸了：“凭啥？俺俩干了一天，咋才3分工？”张老根也跟着喊：“就是，老周头你是不是偏心？”
林雨潇站起身，手里拿着记工本：“二虎，老周头是不是偏心，你自己心里清楚。上午我去北坡，看见你俩锄草只刨了表层土，草根都在；中午浇水，你俩把水管子一扔就抽烟，水漫到了赵晓梅的玉米地，晓梅还得帮你俩堵水。你俩这活，能算合格吗？”
他又指着赵晓梅的工分记录，“晓梅组今天除草除得干净，浇水浇得透，每人记16分工，是你俩的五倍还多。”
周围的社员都议论起来：“就是，干多少活拿多少工分，没毛病。”
“自己偷懒，还好意思闹？”
王二虎和张老根被说得哑口无言，低着头坐了回去。第二天一早，两人不等喊，就扛着锄头下了地，除草时把草根都刨了出来，浇水时也盯着水管子，不敢再偷懒。
日子一天天过，西坡村的地里渐渐有了新气象。清晨天不亮，各作业组的社员就扛着农具下了地，地里到处是“叮叮当当”的锄地声、说说笑笑的闲聊声；
中午歇晌时，社员们也不闲着，围着老周头问种田的窍门，或是听林雨潇讲李教授寄来的农业资料。
赵晓梅组种的玉米，按林雨潇教的法子，行距留得宽，通风好，玉米苗长得比别的地方粗壮；
老周头组的小麦，撒了草木灰防治蚜虫，麦穗长得饱满，没一点病虫害。
反观邻村的生产队，还是“大帮轰”的老样子，社员们磨洋工，庄稼长得稀稀拉拉，远远望去，西坡村的田地像是铺了层绿毯子，比邻村的高出一大截。
麦收时节到了，金灿灿的麦子在风里翻着浪，空气里满是麦香。
公社派来的技术员测产时，拿着镰刀割了一捆麦子，脱粒后称了称，笑着喊：“西坡村的小麦，亩产520斤！比去年翻了快一倍！”
社员们听了，当场就欢呼起来。赵建军举着镰刀蹦得老高：“俺们组超产120斤，能多拿240分工！”
赵晓梅红着脸笑，手里的麦捆抱得更紧了；老周头捋着胡子，看着满场的麦子，眼眶有点湿：“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
王二虎和张老根也乐了——他俩这几个月好好干活，工分比以前翻了一倍，分麦子的时候，两人各分了三百多斤，比去年多了一百多斤，扛着麦子回家时，腰杆都直了。
消息传到公社，公社书记刘书记专程骑着自行车来西坡村视察。
他站在麦地里，捏着饱满的麦穗，又看了看地头墙上贴的工分表，对林雨潇说：“小林啊，你这生产责任制真是个好办法！科技种田+责任制，把社员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这就是学大寨的好榜样！”
没过几天，公社组织了全公社十几个生产队的队长来西坡村参观。林雨潇带着大家走遍了各个地块，从选种、施肥讲到病虫害防治，又拿出工分记录册，详细介绍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老周头、赵晓梅被拉着当“讲解员”，说起怎么干活、怎么超产，脸上满是自豪；
王二虎也被人围着问，他挠着头笑：“以前偷懒惯了，现在知道干多干少不一样，不勤快不行啊！”
参观的队长们看得心服口服，回去后都学着西坡村的样子，搞起了科技种田和生产责任制。西坡村一下子成了全公社的样板，林雨潇的名字也在公社里传开了。
更让人振奋的是，县里要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专门点名让林雨潇作为先进典型发言。
接到通知那天，林雨潇正在地里指导社员种玉米，手里还沾着泥土，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喊着“林队长，县里的通知！”，他才擦了擦手，接过那张盖着县农业局公章的信纸。
开会那天，林雨潇特意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干部服——那是他下乡前穿的，衣角磨出了毛边，却洗得干干净净。
他手里攥着发言稿，心里有点紧张，手心沁出了汗。可一想到队里的麦子、玉米，想到社员们脸上的笑容，他就镇定下来。
轮到他发言时，他走上台，没说一句空话：“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西坡村能有今天的收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科技种田的功劳，是生产责任制的功劳，更是全体社员干出来的……”他从请农业专家讲课讲起，讲到怎么说服社员接受责任制，怎么解决王二虎、张老根的偷懒问题，又讲到老周头、赵晓梅这些勤快人的带头作用，每一句话都朴实无华，却透着实实在在的成效。
台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县长坐在前排，听得频频点头，当场在笔记本上写了“西坡经验，全县推广”八个字。
会议结束后，好多县的干部围着林雨潇，要他的发言稿，问责任制的具体细则。林雨潇一一解答，从地块分配到工分计算，再到监督办法，说得详详细细，忙到天黑才跟着公社的同志回到公社。
夜里，林雨潇躺在公社的招待所里，却没睡着。他成了全公社、全县的先进典型，可心里始终悬着一件事——北京的父亲。
父亲原是北京国务院的干部，几年前因为“右派问题”被停了职，被下放劳改农场改造。林雨潇下乡后，只能靠母亲的来信了解情况。每次收到母亲的信，他都连夜看，信里母亲总说“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在乡下干活”，可他知道，母亲是怕他分心。
这几个月忙着搞生产、应付参观，他没来得及给家里写信，心里的牵挂却一天比一天重。
第二天一早，林雨潇骑着自行车赶回西坡村。刚到队部，就看见通讯员等着他，手里拿着一封北京寄来的信：“林队长，你的信，北京来的！”
林雨潇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接过信。信封是母亲熟悉的字迹，右上角贴着一张八分的邮票，信封边缘有点磨损，看得出是走了不少路。他找了个没人的地头，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信纸是家里常用的方格纸，母亲的字写得有点潦草，看得出来写的时候很急切：“雨潇吾儿，见字如面。你父亲的事有眉目了，组织上查清了情况，之前的问题是误会，已经恢复了工作，只是身体有点虚，在家休息。你抽空回来一趟，一家人聚聚，你也顺便看看你父亲……”
林雨潇看着信，眼眶一下子就湿了。这几个月的辛苦、委屈，还有对父亲的牵挂，此刻都化作了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抬手擦了擦泪，又把信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看错——父亲没事了，没事了。
他站起身，看着眼前金灿灿的玉米地，看着远处社员们忙碌的身影，心里又喜又愁。喜的是父亲的事终于有了好结果，愁的是队里正在忙着秋收，玉米要收割，麦子要播种，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
“得把队里的事安排好再走。”林雨潇打定主意，转身往队部走。他先找副队长陈长生，把秋收、播种的任务一一交代清楚，又特意叮嘱老周头：“北坡的玉米熟得晚，要多照看，别让鸟啄了；播种的时候，一定要按李教授说的，选‘冀麦1号’，浸种后再种。”
老周头点点头：“雨潇，你放心回去，队里的事有俺们呢！”赵建军、赵晓梅也过来说：“队长，你安心看伯父，地里的活俺们多干点，保证不耽误农时。”
林雨潇看着大家真诚的眼神，心里暖暖的。他回住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一件换洗衣裳，还有那本记满农业知识的笔记本。
临走前，他又去地里转了一圈，看着饱满的玉米棒、绿油油的麦苗，心里默念：等我回来，咱们再把西坡村的田地种得更好。
村口的老槐树下，社员们都来送他。王二虎扛着锄头，瓮声瓮气地说：“队长，早去早回，俺们等着你回来教俺们种冬小麦。”
张老根也说：“是啊，你不在，俺们心里不踏实。”
林雨潇笑着点头，跨上自行车。风从耳边吹过，带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他蹬着自行车，顺着田埂往公社方向走，身后是西坡村金灿灿的田地，和社员们挥着的手。
他知道，这次回北京，不仅是看父亲，更是为了带着更坚定的信念回来——把西坡村的生产搞得更好，让社员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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