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守洛阳、并将势力重心转向关中的朱温，也在一片残破与混乱中，进行着疯狂的挣扎与重组。决堤带来的反噬是毁灭性的。曾经富庶的汴宋核心区化为泽国，随后又被钱镠顺势蚕食了曹、宋、亳、颍数州。尽管朱温后来重新占据了已成白地的滑、濮，但其人口和经济价值已十不存一。更雪上加霜的是，他为充实洛阳周边而进行的强制性大迁徙，虽然短期内为西线提供了劳动力和兵源，却进一步掏空了原本就残破的陈、许、蔡等州的元气。
摊开朱温此刻的实际控制版图：以洛阳、河阳为核心的河南府地区，加上还在手中的陈、蔡、汴（残破）、许、郑、汝、唐、邓、陕、虢等十州，以及作为北方屏障的泽、潞二州，这片区域在经历了战乱、天灾和强制迁徙后，总人口已骤降至三百万。再加上刚刚通过血腥征服初步掌控的关中诸镇（凤翔、静难、镇国等），其总控制人口勉强接近五百万。这与钱镠稳定控制的、未经大规模战乱且经济持续发展的江淮、两浙、荆南、山南东道以及新得的中原数州相比，已然处于绝对劣势。
然而，与此凋敝民生形成荒诞对比的是，朱温麾下的军队数量，竟如吹气球般再度膨胀起来。通过强行征兵（尤其是“刺配军”的组建）、收编降卒、以及榨干最后一点民力，他竟然又维持了一支总数超过二十万的庞大军队！
但这支军队的质量与后勤支撑，却充满了危机。其核心精锐仍是早年跟随他起家的宣武军旧部，但数量有限。大量新募的“刺配军”和关中降军，装备、训练和士气都参差不齐，其忠诚度更是建立在严刑峻法和恐怖统治之上，极为脆弱。更重要的是，维持这样一支大军，对朱温残破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敬翔，这位朱温的头号谋士，此刻纯纯一个“裱糊匠”的角色，在绝望中竭力维持。他清楚地知道，以目前仅剩的洛阳周边和关中之地，要养活二十万脱产的军队是何等艰难。“大王，二十万已是极限！除去各州郡必要的镇守兵力，每次出征，能动用的兵马绝不能超过十五万！再多，大军未与敌接战，粮道便已先垮！”敬翔不得不一次次向朱温发出近乎哀求的警告。十五万，成了朱温目前战略机动兵力的天花板。
为了支撑这支庞大的军队和朱温无尽的征战欲望，敬翔殚精竭虑，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知道，中原残破，短期内难以依靠，唯一的希望在于刚刚夺取的关中。
“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昔强秦据此而并天下，汉唐赖此而兴帝业！今虽残破，根基犹在，若能恢复水利，劝课农桑，假以时日，必成大王霸业之基！”敬翔向朱温描绘着关中的潜力。
于是，在敬翔的主持下，一场针对关中的“刮地皮”式经营开始了：
他利用朱温的军事高压，在关中大规模推行“民屯”与“军屯”。无数被征服地区的百姓，在刀剑的逼迫下，被编制起来，在荒芜的土地上重新耕作。军屯则由士兵在驻防地附近进行，以图自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产，但其手段之酷烈，使得关中民众怨声载道，反抗的暗流始终涌动。
敬翔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征发大量民夫，开始疏浚和修复关中平原上那些早已年久失修的古渠，尤其是历史上着名的郑国渠、白渠等。他希望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能重新焕发生机，灌溉良田，增加粮食产量。
尽管敬翔使尽浑身解数，精打细算，甚至不惜涸泽而渔，但仅靠洛阳和关中这两块饱经战乱、人口流失严重的地盘，来维持二十万大军和庞大的战争机器，依然是捉襟见肘，财政和粮食供应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朱温的统治，好似建立在流沙之上一般。
面对东方钱镠那日益迫人的压力和自己内部虚弱的现实，朱温，这个以狡诈和残暴着称的枭雄，也不得不开始进行战略上的反思。他打算效仿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当年的北魏，起于代北，在面对南方强大的刘宋王朝时，并未急于直接南下争锋，而是先稳固地统一了北方（包括关中、河东、河北），整合了资源，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最终才得以与南朝形成长期对峙并逐渐占据优势。
朱温看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如今，钱镠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得中原民心，势大难犯，正如当年的刘宋。而自己，则类似早期立足未稳的北魏。直接东出与钱镠决战，胜算渺茫，且后勤难继。
那么，唯一的生路，就是暂时放弃与钱镠在中原的正面争夺，转而向西、向北，先彻底巩固和扩张自己在关中和河东的势力。
北方的李克用，是朱温的宿敌，也是他争夺北方霸权的主要障碍。若能击败甚至吞并河东，不仅能解除侧翼威胁，更能获得河东精兵和战略要地，极大增强实力。
对于目前态度暧昧、首鼠两端的魏博镇和半游离的昭义镇，在无力直接吞并的情况下，需通过外交讹诈、军事威慑乃至有限的打击，防止其完全倒向李克用或钱镠，保持其对洛阳的羁縻状态。
“先定秦晋，再图东南！”朱温打算利用钱镠目前可能还在消化中原、整顿内政的时间窗口，抢先在北方打开局面。他要用关中和未来可能夺取的河东，作为与钱镠长期对峙、甚至最终反扑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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