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的深圳，秋老虎仍在肆虐。南头检查站旁的劳务中介一条街，每天都挤满了背着蛇皮袋的外来务工者，他们的眼神里写满对“淘金梦”的渴望。可谁也没察觉，一条致命的绳索正悄然伸向这些寻梦者。
短短五个月里，已有12名年轻女工在求职后离奇失踪，她们最后出现的地点，都指向了这条中介街的不同摊位。更诡异的是，这些失踪者互不相识，却都曾对亲友提起“找到了电子厂的好工作”，而警方核查后发现，她们口中的“工厂”全是子虚乌有。直到一名男子带着万元积蓄跪在派出所门口，哭喊着要找失联的妹妹，这起笼罩在鹏城上空的连环迷案，才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1960年出生的马勇，曾是湖南衡东县小有名气的“天之骄子”。在那个中专文凭堪比“铁饭碗”的年代，他凭借刻苦攻读考上当地重点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属机械厂当技术员，是街坊邻里眼中“有出息”的代名词。198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南粤，深圳蛇口的“时间就是金钱”标语通过报纸传遍全国，看着厂里同事辞职南下后寄回的汇款单，马勇的心里燃起了闯荡的火苗。
1990年春节刚过，马勇揣着攒下的800元积蓄，登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临行前，他拍着胸脯对父母说：“等我赚够钱，就接你们去深圳享福。”那时的他坚信，凭着中专学历和技术员经历，在这座新兴城市里定能大展拳脚。可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深圳的工厂更看重年轻力壮和熟练手艺，他的“技术员”履历在流水线面前毫无优势，辗转半个月，才在一家五金厂找到份质检员的工作，月薪不足千元，还不如老家的工资高。
接下来的十年，马勇的人生始终在原地打转。他换过七八个工作，从质检员到仓库管理员，再到街头的水果摊贩，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眼看着身边比自己学历低的老乡，有的开起了小饭馆，有的成了工厂主管，住上了带阳台的出租屋，马勇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他开始酗酒，把失意归咎于“时运不济”，觉得是深圳“眼瞎”，看不到他的才华。
2000年，40岁的马勇失业了，攥着最后几百元积蓄住在城中村的阁楼里，每天看着楼下穿梭的年轻人，心里满是嫉妒与不甘。他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更怕过年回家被人问起近况，只能在廉价网吧里消磨时光，逃避现实的窘迫。
2001年初冬的一个傍晚，马勇在网吧门口的垃圾桶旁遇到了蜷缩着的段志群。这个只有18岁的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脸上沾着灰尘，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包。马勇本想转身离开，却被女孩眼中的绝望刺痛。那是一种和他如出一辙的、被世界抛弃的眼神。他递过去一个刚买的肉包子，段志群犹豫了片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泪水顺着脸颊掉进热气腾腾的包子里。
段志群的经历比马勇更令人唏嘘。她出生在贵州山区，13岁时在放学路上被人贩子掳走，辗转卖到广东大埔县，给一个比她大42岁的老光棍当“老婆”。
那两年里，她白天要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忍受老光棍的打骂，稍有反抗就会被锁在柴房里。15岁那年的暴雨夜，她趁着老光棍醉酒熟睡，撬开窗棂逃了出来，一路靠捡垃圾、给小饭馆洗碗维生，最终流浪到了深圳。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女孩，早已在颠沛流离中丧失了对人性的信任，直到遇到同样失意的马勇，两颗扭曲的心灵才找到了共鸣。
马勇把段志群带回了自己的阁楼出租屋，两个一无所有的人很快走到了一起。起初，马勇还残存着一丝责任感，每天带着段志群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可他们既吃不了流水线的苦，又没有特殊技能，面试了几十家工厂都石沉大海。那段时间，他们每天啃着馒头度日，房租拖欠了两个月，房东扬言要把他们赶出去。更让马勇崩溃的是，他在一家“高薪招聘”的骗子公司交了300元中介费后，对方就卷款跑路了，那是他最后的积蓄。
那天晚上，马勇坐在阁楼的地板上，看着窗外霓虹闪烁的深圳夜景，突然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既然好人没活路，那就当恶魔！”他转头看向段志群，眼神里充满了疯狂的光芒。段志群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在那个狭小闷热的阁楼里，两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人，达成了一桩血腥的盟约。他们发现，劳务中介街上那些背着行囊、眼神单纯的外来女工，正是最容易得手的目标。她们急于找工作，对“招聘人员”充满信任，而且即使失踪，短期内也未必能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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