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做梦。”老爷子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恐惧，“是水滴声，‘滴答、滴答’的，从床底传上来，还能听见有人叹气……”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痰盂里很快就积满了白色的泡沫痰。我赶紧给他吸痰，可吸引器刚碰到他的嘴角，他就停止了咳嗽，头歪向一边，没了呼吸。
监护仪的警报声再次响起。我按响紧急呼叫铃，医生和护士都跑了过来，可抢救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能把他救回来。老爷子的儿子赶来时，看着空荡荡的病床，突然跪了下来，对着3号床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是我不孝，不该让您住这张床……”他的哭声在RIcU里回荡，我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老爷子用过的吸痰管，那管子里的痰已经凝固，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这是我第一个夜班遇到的死亡病例，也是我第二次在3号床送走患者。那天之后，我开始留意3号床的不对劲——每次那张床住了人，监护仪的数值总会莫名波动，明明之前还稳定的心率、血氧，一到3号床上，就会突然往下掉；而且不管白天多忙，只要一靠近3号床，就会觉得冷，那种冷不是空调带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贴在你身边，盯着你看。
3号床空了一个多月。期间有患者需要转RIcU，医生宁愿让患者在走廊的临时床位等着，也不肯安排进3号床。直到有一天，邻床住了半年多的张老爷子，因为床位调整，不得不转到3号床。张老爷子是个老病号，和我们都很熟，平时总爱跟我们开玩笑，说自己“命硬，能扛”。转床那天，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姑娘，别担心，我才不怕什么破床位，我还要等着出院抱孙子呢。”
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提醒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帮他把常用的水杯、毛巾放在3号床的床头柜上，反复叮嘱夜班护士多留意。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个周末，我没回家，留在病房看书。下午三点多，值班的同学突然跑过来，脸色惨白：“不好了！3号床的张老爷子！被痰堵了！抢救无效……没了！”
我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跑到RIcU时，3号床的床帘已经拉上了，里面传来家属的哭声。值班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叹了口气：“太突然了，早上还好好的，跟护士说想吃包子，结果中午吃完饭，突然就呛咳，痰堵在气道里，吸痰都来不及……”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床帘，想起张老爷子转床那天说的话，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他明明那么乐观，那么想活下去，怎么会突然被痰堵了？而且还是在3号床上。
后来我才从护士长那里听说，3号床最早不是RIcU的床位，十年前，那里是个储物间，有个年轻的护士在里面整理药品时，突发哮喘，没来得及抢救，就没了。后来医院改造，把储物间改成了RIcU的3号床，从那以后，那张床就开始“不对劲”——住过的患者，十个有九个会病情恶化，最后走在那张床上。
“那为什么不把那张床封了？”我问护士长。
护士长摇摇头，眼神里满是无奈：“封了也没用，之前试过，把床挪走，改成储物架，可只要有人在那个位置放东西，就会出问题——药品会莫名过期，器械会突然损坏，最后没办法，只能又把床挪回去。”
我离开呼吸科的那天，3号床还空着。走之前，我特意去看了一眼，那张床静静地靠在窗边，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床单上，看起来和其他床位没什么两样，可我知道，那张床上，藏着无数个未完成的心愿，藏着挥之不去的寒意，藏着一个永远解不开的“魔咒”。
后来我换了科室，再也没回过呼吸科的RIcU，可我总会想起3号床——想起赵女士没来得及看的海，想起夜班老爷子床底下的水滴声，想起张老爷子没抱到的孙子。我不知道那张床的“魔咒”什么时候能解除，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被安排到那张床上，我只希望，那些在那张床上离开的人，能在另一个世界，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心愿，能不再被病痛折磨，能真正地安心。
有时候，我会在夜里想起RIcU的灯光，想起监护仪的警报声，想起3号床那股化不开的寒意。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张床，那是生与死的交界，是牵挂与遗憾的寄托，是这个冰冷的医疗空间里，最沉重也最无奈的秘密，永远留在了呼吸科的RIcU里，留在了每一个经历过那些夜晚的医护人员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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