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江南，歌姬赵买儿见过的客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直到遇见那个叫倪瓒的男人，她才知道“奇怪”两个字能到什么地步。
那天倪瓒把她领回住处，没说别的，只皱眉打量她半晌，丢了句“不干净，去洗”。赵买儿虽纳闷，也依言照做，搓得皮肤发红才出来。谁料倪瓒凑过来，鼻子轻轻嗅了嗅，眉头皱得更紧：“还不行，再洗。”
这一洗就没了头。热水换了好几桶，天快亮时赵买儿腿都站软了，倪瓒闻了最后一次，终于没再让她洗——可事儿也没办，他掏了钱，客客气气把人送了回去。赵买儿一路嘀咕，这人怕不是有什么毛病？
后来她才知道，倪瓒的“毛病”，全江南都有名。
有回诗人杨维桢办酒宴，喝到兴头上突发奇想，脱了身边歌女的绣鞋当酒器，满斟了酒让桌上人传着喝。旁人笑得前仰后合，轮到倪瓒时，他“噌”地站起来，抬手就掀了酒桌。杯盘碎了一地，酒洒了满座，他连句解释都没有，甩着袖子就走了。
旁人说他装清高，说他看不起女人，可真了解他的人知道，倪瓒不是装，他是真受不了那股“俗味儿”——说白了，就是洁癖刻进了骨头里。只是没人想到，这份在当时看来近乎“迂腐”的洁癖，往后会成了他在乱世里的一根脊梁：这世界再脏，他偏要守着自己心里的那片干净。
要讲倪瓒的洁癖，得先说说他怎么能有底气“作”。这不是个穷酸书生硬撑脸面，而是实打实的富家子弟——从他祖父那辈起，倪家在无锡就是响当当的富户，家里的银子能堆得满厢房。
他父亲走得早，好在同父异母的长兄倪昭奎是个大人物。那会儿元朝尊喇嘛教为国教，仅次于喇嘛教的就是道教里的全真派——早年间成吉思汗请全真教的丘处机讲长生之道，听了“止杀”的劝，直接下旨让丘处机管天下道教，全真教的地位就这么稳了几十年。倪昭奎就是全真教的上层人物，不仅在大官徐琰府里做过幕僚，还和后来的“元四家”之一黄公望共事过，后来更是管着杭州开元宫，元朝廷还特地赐了“真人”的名号。
有这么个哥哥撑着，倪家的日子不仅没落魄，反而更富了。无锡的倪家宅院里，有座叫“清閟阁”的小楼，那才是真的“人间仙境”——里面藏着几千卷书，全是倪瓒亲手校订的，经史子集、佛道医书，他能随口背出来；古铜鼎、名古琴摆得满当当，窗外是松桂兰竹，风吹过就飘来满院香，院外又是高大的乔木和修长的竹子，浓荫能遮半个天。
年少的倪瓒就泡在这清閟阁里，不用为生计发愁，天天对着董源的《潇湘图》、荆浩的《秋山图》临摹，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自在。后来他凭着家里攒下的家底，成了江南三大文化赞助人之一——有人拿着古画来卖，哪怕要几百两银子，他眼睛都不眨就掏钱，就图个心头好。
可好日子在他28岁那年断了。泰定五年（1328），长兄倪昭奎突然去世，倪瓒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继承了所有家产。只是没了哥哥的庇护，世道的凉薄很快就漏了出来。
元朝把人分三六九等，儒士排第九，比乞丐强不了多少——“九儒十丐”不是说着玩的。以前有倪昭奎的全真教身份罩着，官府不敢轻易来扰；现在倪瓒成了普通儒户，各种苛捐杂税就像苍蝇似的盯着他。他后来写过一首《素衣诗》，里面说“彼苛者虎，胡恤尔氓。视氓如豵，宁辟尤诟”，意思就是那些当官的跟老虎似的，哪管老百姓的死活？把人当猪狗使唤，哪还顾得上名声？诗的注解里更直白：“督输官租，羁絷忧愤，思弃田庐敛裳宵遁焉”——催租的官差把他逼得没办法，只想扔了家产连夜逃跑。
那会儿的元朝早就乱了，中原、江南到处是起义军，张士诚的队伍就在倪瓒老家附近活动。倪瓒看着这乱糟糟的世道，心里只剩厌倦——他厌倦元朝的苛政，更厌倦这你争我夺的政治。最终还是他信了一辈子的全真教给了他底气：既然这俗世容不下干净，那不如就彻底离开。
大概在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倪瓒做了个惊人的决定：散尽家财。田产、房屋、店铺，能卖的卖，能送的送，最后只带着妻子，坐着船飘在太湖上。往后的日子，他要么住在亲戚家，要么借宿在寺院，要么就干脆在船上过夜——成了个真正的“隐士”。
可隐士也躲不开俗世的麻烦。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听说倪瓒画得好，特地派人送了绫罗绸缎，还封了重金，请他画幅画。倪瓒看着那些东西，只觉得俗气，当场就把绫罗撕了，把银子退了回去——他不伺候这种“俗人”。
后来有次倪瓒在太湖上泛舟，偏偏遇上了张士信的船队。张士信记着前仇，立马让人把倪瓒拖上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手下人都以为倪瓒会求饶，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直到被打得嘴角流血，还是没说一个软字。
事后有人问他：“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哪怕求个饶也好啊？”倪瓒只淡淡说了四个字：“开口便俗。”在他眼里，跟这种人说话，都是玷污了自己的嘴。
这份“宁死不俗”的劲儿，最后全融进了他的画里。
中国画画到元朝，出了个“文人画”的讲究——不是像民间画工那样追求画得像，而是要画“心”，画自己的心境和骨气。这路子从唐代王维开始，到了元朝才算真正成熟，而倪瓒，就是文人画里最拔尖的一个。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里说，“元四家”里黄公望、王蒙、吴镇还带着点“纵横习气”，只有倪瓒的画“古淡天然”，除了宋代的米芾，没人能比。还说“宋人易摹，元人难摹；元人犹可学，独云林不可学”——倪瓒的画看着简单，可你就是学不来，因为他的每一笔里，都藏着他的人生。
就像“明四家”的沈周，年轻时特别喜欢学倪瓒的画，可每次拿起笔，他老师就在旁边喊：“又过了！又过了！”不是沈周画得不好，是他没画出倪瓒那份“空”和“淡”——那是得经过半生漂泊，见过世事肮脏，还守着内心干净才能画出来的东西。
倪瓒自己也说，他画竹子，不是为了画竹子本身，“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就是随便涂几笔，把心里的那股“气”画出来就行。有回朋友张以中说喜欢他画的竹，倪瓒还笑：“我这竹，是写我胸中逸气，哪管它像不像？旁人说它是麻秆、是芦苇，我也懒得争。”
可别以为他真的“随便涂”，早年在清閟阁里，他早就把“画得像”练到了家——他自己回忆说“我初学挥染，见物皆画似”，出门看到什么，都能精准地画下来。后来他不画“像”了，是因为他要画的，比“像”更高级的东西——就像毕加索，越画越抽象，可越能摸到事物的本质。
中年以后，倪瓒的画渐渐有了自己的模样——后来的研究者叫它“一河两岸，寒山瘦水，枯木冷石”。你看他的《秋林野兴图》《六君子图》《渔庄秋霁图》，都是差不多的构图：中间留一大片空白，那是江河；近处画几棵枯树、一块石头，或者一间空亭子；远处用“折带皴”的笔法画几座远山，淡淡的，像隔着一层雾。
最有意思的是，他早年画的《秋林野兴图》里，还有人——亭子里有个高士望着山，旁边有个童子伺候；可到了晚年的《容膝斋图》，亭子里就空了，树更枯了，山更淡了，整个画面安安静静的，连风都像是停了的。
有人问他：“你怎么不画人啊？”倪瓒幽幽地反问：“这世上有像样的人吗？”
他见过官府的贪婪，见过军阀的残暴，见过世人的趋炎附势，这世上的“人”，大多是他不喜欢的“俗人”，那不如就不画——让画面留着空白，至少还能守住一份干净。
洪武五年（1372），倪瓒已经72岁了，这年他画了幅《苔痕树影图》。画面上就三样东西：两株枯树，一块山石，几丛青竹。树是干枯的，可枝干笔挺；石是冷的，可纹路坚实；竹是细的，可透着股清气。他还在画上题了首诗：“石润苔痕雨过，竹阴树影云深。闻道安素斋中，能容狂客孤吟。”
这哪是画树、画石、画竹啊？这是画他自己——一辈子像枯树一样顶着风雨，像山石一样守着硬气，像青竹一样透着清气，哪怕成了别人眼里的“狂客”，也绝不低头。
只是这份硬气，在晚年还是没躲过俗世的糟心。
妻子蒋氏先他一步走了。这个跟着他漂泊了半辈子的女人，从来没抱怨过他的洁癖，没嫌弃过船上的苦日子。以前他“睡起行吟到日斜”，蒋氏就在后面帮他洗练衣、刷石头；后来蒋氏没了，他就只能“照夜风灯人独宿，打窗江雨鹤相依”，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更让他糟心的是，元朝没了，明朝来了，可苛捐杂税还是没断。有回明朝的官吏又来催税，倪瓒躲到芦苇荡里，点着香想清静会儿，没成想香气引来了官吏——他被抓进了监狱。
在牢里，狱卒给他送饭，倪瓒总得让狱卒把碗举到眉毛那么高。狱卒纳闷：“你这是干啥？”倪瓒皱着眉说：“怕你唾沫溅到饭里。”
这话彻底惹恼了狱卒——你都成阶下囚了，还这么多毛病！狱卒干脆把他锁到了便桶旁边，就是要恶心恶心他。
倪瓒那几天是怎么过的，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狱后，身体就垮了。他投奔到江阴的姻亲邹家，没住多久就一病不起，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74岁的倪瓒就这么走了。
他生前写过一首《折桂令·拟张鸣善》，里面说：“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山人家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自可怡悦。到如何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他一辈子都在盼着能有个干净的世道，能有个像样的人，可直到死，也没盼到。
有人说倪瓒的洁癖是“病”，是“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病，不是迂——是在脏污的乱世里，给自己立的一道墙。墙里是清閟阁的书、案上的画、心中的逸气；墙外是苛政、是战乱、是俗气。
他守着那道墙，守了一辈子。哪怕最后家没了，钱没了，甚至连干净的饭都吃不上了，也没让墙外的脏东西，弄脏了墙里的那片干净。
就像他画里的空白，看着空，其实满——满的都是他一辈子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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