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众前来致哀的王公贵族、政要使节之中，澳大利亚代表团以其独特的构成，持续吸引着媒体和公众的目光。
而在所有成员里，最出人意料的，并非那位声名鹊起的王子总督，也非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而是弗雷德里克·赖恩中士——一位来自昆士兰内陆、皮肤黝黑、双手粗糙的普通士兵。
赖恩中士的到来，本身就像一个鲜活的隐喻，闯入了等级森严、礼仪繁复的伦敦上流社会。
他对于那些装饰着水晶吊灯的宏伟宴会厅、需要精确区分刀叉用途的精致晚宴、以及贵族男女间那些充满暗示和潜台词的闲聊，都显得格格不入。
面对着《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等大报记者连珠炮般的提问和镁光灯的不断闪烁，这位在南非战场上面对布尔人枪林弹雨都未曾退缩的汉子，显得局促不安，甚至有些口吃。
他习惯了牧场的空旷和战壕的寂静，伦敦的喧嚣和无处不在的审视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
他那身礼服穿在身上，仿佛借来的戏装，远不如他在牧场上那件磨旧了的皮夹克来得舒适。
然而，正是这份未经雕琢的质朴和显而易见的真诚，成为了他最强大的武器。
亚瑟深知这一点。
他召集了他的核心幕僚和媒体顾问，明确了如何包装和运用好赖恩中士这张独特的牌。
“先生们，”亚瑟对着房间里那些习惯了政治辞令和外交手腕的官员们说道，“赖恩中士不是一件需要我们精心打磨、去迎合伦敦口味的展品。他本身，就是我们要向这个帝国，乃至向世界展示的最真实、最有力的信息。我们不要试图去教他说那些华丽的、空洞的辞藻。我们要做的，是创造机会，让他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的故事，”亚瑟的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变得郑重，“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英勇事迹。更是关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故事——一个由普通人，凭借着勇气、坚韧和忠诚，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要让伦敦，让那些习惯了用贵族头衔和财富来衡量价值的人们看到，在南十字星座下，真正的贵族，是用汗水和鲜血来定义的。”
亚瑟的策略很明确：不回避赖恩的平民出身，反而要将其放大；不掩饰他的口音和略显粗糙的举止，反而要让其成为真诚的象征；不将他的英雄事迹孤立起来，而是将其置于澳大利亚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之中。
媒体攻势随即展开。
《澳洲先驱报》驻伦敦的记者与几家立场相对友好的英国报纸合作，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赖恩中士的深度报道。
报道没有聚焦于战场上的血腥细节，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他来自昆士兰内陆牧场的成长经历、他与战友们在艰苦环境下的深厚情谊、以及他获得勋章后回到家乡受到普通民众热烈欢迎的场景。
报道配发了大量照片：赖恩在牧场上与牛羊为伴的场景、他与家人围坐在简陋农舍前的合影、以及他在战场上留下的、眼神疲惫却依旧坚毅的肖像。
这些报道，如同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伦敦社交圈那些关于殖民地的陈词滥调。
赖恩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战争英雄符号，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普通人。
他的故事，在英国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那些同样出身平凡、在工厂或田地里辛勤劳作的人们，从赖恩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勇气，赢得最高的荣誉和尊重。
这在阶级固化现象依然严重的英国社会，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紧接着，亚瑟精心安排了一系列让赖恩与英国各界进行直接接触的活动。
他被邀请前往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为那些未来的帝国军官们讲述他在南非战场上的实战经验。
面对着台下一群出身贵族、理论知识扎实的年轻学员，赖恩没有谈论什么高深的战略战术。
他只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如何在缺水断粮的情况下寻找水源，如何在夜间通过星辰和风向辨别方向，如何在战友负伤时进行最有效的包扎和转移。
他现场演示了如何用一根普通的绳索和两根木棍，快速制作一个可以承载重物的简易担架。
这些来自实战的、充满了生存智慧的技能，让那些习惯了纸上谈兵的学员们大开眼界，也让他们对这位来自殖民地的粗人产生了一丝真正的敬佩。
他还被邀请到伊顿公学等着名的贵族学校发表演讲。
面对着那些穿着精致校服、未来将成为帝国统治精英的少年们，赖恩显得有些拘谨。
但他并没有去迎合他们，只是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澳大利亚内陆成长的经历——与袋鼠赛跑，在桉树林里追踪野狗，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穿越数百英里的荒原。
他告诉这些养尊处优的少年们，真正的财富不是继承来的土地和头衔，而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在任何严酷环境下生存下去的能力。
他的话语或许不够文雅，但其中蕴含的强悍生命力和对自然的敬畏，给这些习惯了文明社会规则的少年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活动，是亚瑟安排赖恩访问了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社区。
在那个烟囱林立、街道狭窄、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的区域，赖恩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他走进那些拥挤的工人公寓，与码头工人和纺织女工交谈，倾听他们的困难。
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和一群刚下班的矿工一起，喝着廉价的黑啤酒，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交流着挖煤和剪羊毛哪个更辛苦。
当他离开时，工人为他送行，高呼着“澳大利亚兄弟好样的！”“赖恩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英雄！”
这一幕，被《每日纪事报》的记者用相机记录了下来，第二天刊登在头版，标题是《来自南方的兄弟》。
这张照片，以及它所代表的跨越阶级和地域的情感连接，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亚瑟在唐宁街十号进行的一次会谈。
赖恩中士的伦敦旋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英国社会对澳大利亚的认知。
那个遥远的、模糊的、充满了负面刻板印象，那个囚犯流放地、粗野的淘金客、只会剪羊毛的农民的殖民地形象，开始被一个新的形象所取代：一个充满活力、坚韧不拔、不拘小节真诚可靠的国家，一个拥有独特精神气质、值得帝国尊重和平等对待的伙伴。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见这种变化。
在一些最保守的贵族俱乐部里，依然有人私下里嘲笑赖恩的口音和举止，认为他不过是亚瑟王子用来哗众取宠的一个道具。
但这种酸涩的评论，已经无法阻挡澳大利亚新形象深入人心的趋势。
这种来自民间的广泛认同和好感，为亚瑟正在进行的政治博弈，提供了一份无形的民意支持。
当贝尔福首相或海军大臣们，在考虑是否要满足澳大利亚的某些要求时，他们不得不将这种积极的公众情绪纳入考量。
压制一个受到本国民众普遍欢迎的兄弟，其政治代价显然要比压制一个遥远的、形象模糊的殖民地要高得多。
赖恩中士本人，对这一切复杂的政治运作毫无察觉，也毫无兴趣。
他只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亚瑟王子交予他的每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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