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王被生擒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江淮各州县。
与捷报同至的,是笼罩在各地官员和百姓心头的恐惧,按照律法,从逆乃十恶不赦之大罪,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抄家灭门。
一时间,江南之地人心惶惶,昔日与永王府有过往来,或是被迫供应过粮草的州县官员,更是寝食难安,仿佛看到朝廷清算的刀锋已然悬顶。
长安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生擒永王李璘不过是平叛之始,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理清这盘根错节的叛乱网络,既肃清余孽,又稳定江南人心。
不是长安心慈手软,而是以当下的形势而言,的的确确有许多人是被永王裹挟诓骗,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这场滔天大祸。
信息闭塞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困境,就连当初安禄山造反,玄宗被逼着西狩的时候,蜀中都没有收到消息,照例给京城运岁粮,才有了玄宗在马嵬坡之后用岁粮稳定禁军之事。
可对江淮官员和百姓而言,永王李璘乃是太上皇亲封的四道节度使,总督江陵,持节一方,名正言顺。
在安史叛军肆虐北地,社稷危如累卵之际,这位手握重兵的亲王站出来招兵买马聚敛粮草,打出的是北上平叛,收复失地的旗号。
在许多人看来,这就是忠君爱国之举啊,因此许多方官员和士绅才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满怀报国热忱的文人,也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成为了永王的幕僚。
等到朝廷的剿逆命令经由官方渠道传来时,许多人都懵了,根本无法理解,明明是要去平叛的王师,怎么一转眼自己就成了造反的逆贼?
这种认知上的巨大落差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构成了江淮动荡的深层根源。
像李太白那样,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自己被永王的野心所坑害,幡然醒悟却已身陷泥潭的人,绝非少数。
而这些人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长安手中。
新帝远在朝堂,更在意以雷霆手段震慑不臣,维护皇权的绝对威严,对于这些附逆的细节和苦衷,未必有耐心去一一甄别。
但长安不愿意一刀切。
她站在江陵城头,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与脆弱,深知一味株连只会逼反江南,而过度宽纵则会养虎为患。
于是在李嗣升给予的专断之权下,长安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永王及其党羽简单押送长安了事,而是亲自坐镇,夜以继日地审问永王的心腹谋臣和将领,并命文书官将查抄出的永王府所有往来文书账册逐一梳理检校。
烛火通明的书房内,卷宗堆积如山。
永王一案的主动附逆者,如核心谋士薛镠,积极为永王筹措军资并企图以此谋取高位的富商甲氏,有其与永王的大量密信,清晰可见其怂恿策划之迹,证据确凿。
对这些主犯,长安将证据整合,派人一道槛送京师,其家产尽数抄没。
对被胁迫者,如一些手中并无兵权,因家小被永王控制而不得不为其效力的文官,首先时核实对方确实未曾参与核心谋划,且确认无恶行后,长安才将归为附庸,注明无作恶。
而对受诓骗者,如一些地方乡绅,因听信永王奉密诏勤王的谎言而捐献了些许钱粮的,长安命人将其名册单独列出,注明受蒙蔽,情有可原。
一张一张文书查验,长安还从文牍中发现了一些表面屈从永王,实则暗中传递消息保护百姓的官员, 对于这些人,长安将其功绩详细记录,附于捷报之后,奏请朝廷褒奖任用。
在将永王等人押解进京后,一份出自长安的奏疏抄本,和她亲笔签署的安民告示,便由信使快马传檄四方。
告示中明确写到“江南士庶多被诓骗裹挟,情非得已,今首恶既擒,各安其位,勿复惊扰。”
分门别类的卷宗罪行,连同那份彰显仁政的安民告示,如同春风化雨迅速抚平了江淮大地的恐慌,不仅地方官员感念长安的明察秋毫。
京中许多曾与永王府有过礼节性往来,唯恐被牵连的勋贵朝臣,也因这份清晰的罪责清单而松了口气,对长安的严谨与仁厚心生好感,一扫之前被潼关军强制借粮的不满。
可李嗣升看着面前的加急送来的捷报,和厚达数尺的案卷文书,却是心情复杂。
他既欣慰于长安以雷霆之势迅速平定叛乱,稳固了朝廷的财赋重地,也忌惮她处理善后事宜时表现出的老练政治手腕。
短暂的思索过后,李嗣升欣然准了长安所奏,对名单上被宽宥的官员士绅予以认可。
同时又以天子的名义下了一道恩诏,布告天下,对江淮被裹挟的士庶既往不咎,字里行间极力彰显宽仁与体恤,又将稳定江南的功劳,巧妙地揽回帝王手中。
不仅如此,李嗣升还未按照常规将永王及其核心党羽押解进京受审,而是以“永王其罪当由父皇圣裁,以全父子之情”为由,派出一支禁军赶去江淮进京的路上交接人犯,径直押往蜀中交由太上皇处置。
当永王被生擒,叛乱平定的消息连同新帝的奏报,由禁军一路护送抵达蜀中行宫时,已是一个月之后。
昔日开创盛世的玄宗,在蜀中行在的这两年,早已失了往日的威严与从容。
他比朝廷更早听闻永王举兵叛乱,也曾派人前去训斥,希望幼子能够迷途知返,但无论派出去多少人都没有回来,此时知道永王之乱被迅速剿灭,玄宗的脸色先是涨红,继而转为一种颓败的青灰。
“逆子!都是逆子!” 玄宗猛地将案几上的茶盏扫落在地,碎裂声在空旷的殿内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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