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认日军援军攻势已疲、被围之敌抵抗意志濒临崩溃后，李锦于老河口司令部下达了最后的总攻命令：“全线进攻，不留死角，彻底肃清残敌！而后各部按预定计划，迅速转向，支援东西两线友军！”
最后的战斗几乎变成了一场肃清战。陷入重围、补给断绝、指挥瘫痪的日军残部，虽然仍有小股部队进行着绝望的“玉碎”抵抗，但在中国军队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碾压下，迅速土崩瓦解。
总攻的命令如同最终审判的钟声，回荡在南线战场上空。孙立人指挥的新一军和新三军，如同两把已经抵近敌人心脏的致命尖刀，此刻被赋予了最后发力、彻底刺穿的任务。目标：被分割包围的日军第115师团残部。
所有能够联系上的炮兵单位，从集团军直属的m1 155mm“长脚汤姆” 重炮群，到各师属的m2A1 105mm榴弹炮营，再到团营级的81mm、60mm迫击炮，均接到了同一个指令——对已知的日军残存阵地坐标，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猛烈的一次炮火覆盖。炮弹如同疾风骤雨般落下，几乎不再区分前沿纵深。巨大的爆炸声连绵不绝，将日军盘踞的几个最后据点——如“王家畈”村、“铃铛”高地核心工事群等——彻底笼罩在火光、浓烟和翻飞的泥土之中。这次炮击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伤，更是为了彻底摧毁日军的抵抗意志和任何残存的防御工事，为步兵和坦克的最终清理扫平道路。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大地在持续不断的轰鸣中颤抖。
炮火开始延伸，但并未完全停歇，转而封锁包围圈的外围和可能的逃窜路线。与此同时，新一军和新三军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最后的向心突击。
m4“谢尔曼”坦克不再进行高速机动穿插，而是以稳重的步伐，引导着步兵，如同移动的钢铁堡垒，逐一碾压、清理每一个残存的日军火力点。坦克炮进行精准的直瞄射击，将任何还在喷吐火舌的窗口、射孔炸成碎片。.50机枪和.30同轴机枪则持续不断地扫荡着阵地的表面，压制任何可能存在的活物。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最血腥的阶段——逐屋、逐壕的争夺。
在“王家畈”村内，新三军的士兵们三人一组，背靠背，相互掩护。
这种被称为“三三制”的步兵战术，在残酷的巷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组三人，分工明确：一人负责前方警戒和主要突击，通常装备汤姆森冲锋枪，以其猛烈的近战火力开路；一人负责侧翼和后方安全，装备m1加兰德步枪，以其可靠的火力和精度应对中距离目标和冷枪；第三人则作为支援和观察手，可能装备m1卡宾枪（更轻便，射速较快）或bAR自动步枪，提供额外的火力持续性和压制。
他们紧贴着残破的墙壁移动，脚步轻捷，眼神锐利地扫过每一个窗口、门洞和倒塌的房梁形成的阴影。进入一个院落前，先向内投入发烟罐或依靠战友发射烟幕弹，短暂遮蔽可能的狙击视线。随后，冲锋枪手率先突入，对着屋内可疑角落进行短点射扫射，步枪手和支援手则紧随其后，枪口分别指向不同方向。
在确认屋内可能有敌人后，他们绝不会贸然冲入。而是由一人警戒，另一人迅速拔掉mKII手榴弹的保险针，延时一两秒后（确保敌人在投掷后来不及捡起扔回），从窗口或门缝精准投入。“轰隆！”一声巨响后，屋内传来碎屑飞溅和可能的惨叫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能有效杀伤室内人员并破坏其隐蔽物。
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尘尚未散尽时，冲锋枪手便第一个低姿迅猛冲入，对着任何还在移动或发出声响的目标进行补射。步枪手则守住门口，防止其他方向的敌人偷袭。整个过程快如闪电，配合默契，极大地减少了在门口犹豫不决带来的伤亡。
战斗往往在几米甚至贴身的距离内爆发。在昏暗的房间里、狭窄的巷道中，双方士兵可能猝不及防地撞个正着。m1911A1手枪、工兵铲、甚至匕首都成为了最后的手段。怒吼声、枪声、冷兵器碰撞声、垂死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每一秒都充满了死亡的威胁。
对于“铃铛”高地的坑道工事，火焰喷射器成为了最有效的武器。
喷火兵是战场上最令人恐惧也最受保护的角色之一。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燃料罐和发射器，行动相对迟缓。在接近坑道口时，需要至少一个班的步兵提供严密掩护，用自动火力和枪榴弹压制坑道射孔及其周围可能隐藏的日军狙击手。 喷火兵匍匐或低姿快速接近到有效射程（通常二三十米），稳住身形，扣动扳机。一条粗壮、粘稠的混合燃油如同火龙般呼啸而出，带着骇人的轰鸣声，直钻坑道深处。火焰不仅带来瞬间的极度高温，将坑道内的氧气迅速消耗殆尽，更能附着在墙壁、装备和人体上持续燃烧。坑道内瞬间变成无法呼吸的熔炉，里面的日军即使没有被直接烧死，也会因窒息和严重烧伤而迅速失去战斗力，凄厉的惨叫声从坑道内传出，令人毛骨悚然。
火焰喷射后，工兵小组迅速上前。对于结构复杂、分支众多或者特别坚固（可能用钢筋混凝土加固）的坑道，他们会将tNt炸药包或爆破筒塞入坑道深处或关键承重结构处，设置好导火索或电动起爆器。一声沉闷而深远的巨响后，整个坑道口往往被彻底炸塌、封死，将日军的抵抗和尸体一同永久地埋葬在山体之中。
陷入绝境的日军，抵抗方式也变得愈发极端。
一些日军士兵会躺在同伴或中国士兵的尸体堆中，浑身涂抹血污，一动不动。当中国士兵靠近检查或试图通过时，他们会突然拉响藏在身下的九七式手榴弹（日军常用，采用撞击引信，可在拉响后往硬物上磕一下即引爆）或刺刀雷，企图同归于尽。这迫使新三军的士兵们不得不对任何看似死亡的日军尸体进行补枪（通常是头部或胸口），或者用长棍、刺刀远远地捅刺检查，过程冷酷而必要。
日军狙击手或精准射手会隐藏在极其隐蔽的位置，如高大的树冠、烟囱内部、甚至伪装在瓦砾堆下，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军官、机枪手、电台兵或喷火兵。他们往往极具耐心，只开一两枪就迅速转移，给清剿工作带来持续的威胁和心理压力。
零星的自杀式冲锋依然存在。有时是几名残存的日军士兵，在军官或军曹的带领下，发出野兽般的嚎叫，端着刺刀毫无预警地从隐蔽处冲出，直扑最近的中国士兵。这种冲锋在自动武器面前毫无胜算，但因其突然性和必死性，仍能在短时间内造成混乱和近距离的惨烈搏杀。
新三军的官兵们，就是在这样一座充斥着死亡陷阱、需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炼狱村庄和高地上，用无比的勇气、严格的战术纪律以及必要的冷酷无情，一寸一寸地清理着残敌。他们的每一步推进，都建立在极高的警惕性和果断的杀戮之上，最终将日军第115师团最后的抵抗力量，连同其指挥中枢，彻底从物理上和精神上予以摧毁。
在“王家畈”村中心一个加固过的地下掩体内，日军第115师团长矢崎勘十及其最后的核心参谋人员，已然陷入了绝望。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爆炸声和士兵的呐喊声，宣告着末日的来临。电台里只有一片噪音，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
在确认突围无望后，矢崎勘十面容惨淡地举行了最后的仪式。
地下掩蔽部内，空气污浊，仅靠几盏摇曳的马灯和一支蜡烛照明。外面的枪声、爆炸声和越来越近的中国士兵的呼喊声，如同催命的鼓点，敲击着每一个幸存日军的神经。矢崎勘十，这位曾经骄横的日军中将，此刻脸色灰败，眼神失去了所有光彩，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和不知是谁的血迹。
他声音沙哑地对身旁仅存的副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副官踉跄着从一个加锁的铁皮箱中，取出了一个长长的、被精心包裹的布囊。解开布囊，露出了那面象征着第115师团荣耀与罪恶的军旗——日军师团旗，旗杆顶部精致的金属菊花纹章（天皇族徽）在昏暗中微弱反光。
矢崎勘十亲手将旗子展开，目光复杂地凝视了片刻，那上面或许还残留着昔日“武运长久”的狂妄。随后，他颤抖着，将其投入了一个临时用铁盆充当的火盆中。副官倒入少许汽油，划燃火柴。
“轰”的一声，火焰猛地窜起，贪婪地吞噬着丝绸旗面。 金色的穗边卷曲焦黑，太阳图案在火焰中扭曲、消失。所有在场的日军军官都垂下了头，不少人低声啜泣起来。焚烧军旗，对于将军旗视为性命甚至高于性命的日军来说，是失败到了极致、耻辱到了极点的象征，意味着这支队伍的精神已被彻底摧毁。火光映照着他们绝望而扭曲的脸庞。
焚旗完毕，矢崎勘十整理了一下衣冠，尽管这已毫无意义。他面向东方，缓缓跪坐在地上。一名担任 “介错人” （通常由最亲近的副官或剑术高超者担任，负责在切腹者完成刺腹后斩首以减轻其痛苦）的军官，默默拔出了他的九五式军刀，双手紧握，立于其身后。
矢崎勘十解开了军服上衣，露出了腹部。他用白布仔细擦拭着肋差（短刀）的刀刃，动作缓慢而刻意，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然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失败的痛苦，而非真正的平静与觉悟。
他双手反握肋差，刀尖对准自己的左下腹。伴随着一声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吼，他猛地将短刀刺入，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按照所谓的“十字切”或“一字切”传统，奋力向右横拉。剧烈的疼痛让他身体剧烈颤抖，面孔瞬间扭曲，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但他强忍着没有倒下。
身后的“介错人”见状，眼中含泪，高举军刀，大喊一声：“师团长阁下，失礼了！” 锋利的军刀带着寒光挥下！咔嚓！ 一声闷响，矢崎勘十的首级与身体分离，滚落在地，鲜血从颈腔中喷涌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整个过程充满了原始、野蛮和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师团长的死，成为了压垮指挥部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荼毒的参谋军官，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或“追随师团长！”，纷纷拔出手枪自戕，或效仿切腹（但往往因痛苦和犹豫而动作变形，场面更加惨不忍睹）。
另一些军官则彻底崩溃，失去了理智，嚎叫着拿起武器，不顾一切地冲出掩蔽部，企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然而，他们刚冲出洞口，就被外面严阵以待的新三军士兵用密集的汤姆森冲锋枪和m1加兰德子弹打成了筛子。
随着指挥核心的覆灭和抵抗希望的彻底消失，包围圈内其他区域的日军残兵开始出现成建制的投降。
在一些被分割包围、失去联系的阵地，日军士兵们听着核心方向越来越稀疏的枪声，看着中国军队如同铁壁般合拢的战线，最后的抵抗意志终于瓦解。
一面用脏污的白衬衣和急救绷带临时绑在步枪刺刀上制成的“白旗”，颤颤巍巍地从一段塌了一半的战壕里伸出来，无力地摇晃着。随后，一名军曹或最低阶的军官，首先丢掉武器，高举双手，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脸上混杂着恐惧、羞耻和求生的渴望。他身后的士兵们，也一个个仿效，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身带伤痕，眼神空洞麻木，如同行尸走肉。 这些投降的士兵，与数日前甚至数小时前还疯狂“玉碎”冲锋的敌人判若两人。他们机械地执行着中国士兵的命令，排队，搜身，被押解着走向战俘收容点。他们不敢与押送的中国士兵对视，一些人因为极度恐惧和脱力而步履蹒跚，甚至需要同伴搀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深深茫然。
至总攻发起后第四十八小时，南线战场上持续了数日的激烈枪炮声，终于逐渐稀疏，最终归于沉寂。
偶尔响起的零星枪声，通常是清理战场的小组，在废墟或草丛中发现了仍然拒绝投降、试图偷袭或藏匿的日军散兵。这些枪声短促而果断，如同为这场宏大而惨烈的战役画上一个个冰冷的句点。
当最后一声确认安全的枪响过后，一种奇异的、几乎令人不适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战场。只有风声掠过焦土、旗帜猎猎作响、以及救护人员抬运伤员的脚步声和低语声。这寂静，是死亡与胜利共同谱写的终曲。
日军第115师团的覆灭，不仅是一个军事单位的消失，更是一种狂热军国主义精神在特定战场上的彻底破产。从师团长绝望的切腹到普通士兵茫然的投降，勾勒出了一支侵略军队从疯狂到崩溃的完整轨迹。
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焦糊和硝烟混合的刺鼻气味。中国士兵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打扫战场，收殓战友遗体，看押俘虏，清点堆积如山的战利品。
日军第115师团，这个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师团，其师团部被摧毁，主要联队建制被打残，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仅有极少数人趁乱逃脱或沦为俘虏。它的军旗已被焚毁，指挥体系被彻底粉碎。这个番号，就此从日本帝国陆军的战斗序列中被永久性地抹去。它的覆灭，成为了中国驻印军乃至整个中国军队在豫西鄂北会战中，最辉煌、最彻底的胜利标志，也重重地敲响了日军在华败亡的丧钟。
当南线的枪炮声逐渐归于沉寂，北线的最终战役也进入了最高潮。楚南河的第七军与梁卫国的暂编第六军，如同已经将猎物逼入绝境的雄狮，向被困于襄北谷地、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残部及独立战车第9旅团，发起了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此时的日军装甲部队，早已失去了开战之初的锋芒。连续的苦战、伏击的惨重损失以及补给的断绝，使得其坦克数量锐减，油料弹药所剩无几。更致命的是，在第七军和暂六军的反复打击和袭扰下，其伴随的步兵已损失大半，残存的步兵也难以在猛烈的炮火下有效协同。日军的坦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荒野中一座座孤立无援的钢铁孤岛。
第七军的装甲集群，则在楚南河的指挥下，展开了最后的狩猎。
· m36“杰克逊坦克歼击车，被部署在包围圈外围的制高点上。它们如同冷静的狙击手，利用其超远的有效射程，在日军坦克炮的还击距离之外，便开始了精准的“点名”。日军的一式、甚至较为新式的三式中战车，其侧面和后部装甲在90mm穿甲弹面前不堪一击。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日军坦克集群中不时爆起一团团火球，浓烟冲天而起，那是又一辆坦克被击毁的标志。这种超视距的打击，让日军坦克手感到绝望，他们甚至很难发现夺走他们生命的猎手究竟藏在何处。
在m36进行远程压制的同时，装备76mm炮的m4A3E8“谢尔曼”坦克集群，在m5A1“斯图亚特” 轻型坦克的伴随下，开始从多个方向向日军阵地发起冲击。他们不再需要复杂的迂回，而是以强大的正面装甲和火力，进行硬碰硬的碾压式推进。日军的九七式坦克和九五式轻坦，在正面交锋中完全不是“谢尔曼”的对手。76mm炮弹轻易地撕开它们的装甲，而日军坦克的炮弹却往往在“谢尔曼”的倾斜装甲上弹开。
失去了有效步兵掩护的日军坦克，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第七军的装甲步兵和暂六军的敢死队员们，利用弹坑、沟壑和烟幕的掩护，如同幽灵般靠近这些孤立的钢铁巨兽。m9“巴祖卡”火箭筒在近距离发射，火箭弹拖着尾焰，精准地命中坦克脆弱的履带、侧面或发动机舱。燃烧瓶被投掷到坦克的舱盖和散热网上，燃起的火焰和浓烟迫使坦克手弃车逃生，而他们一旦离开坦克，立刻就会暴露在密集的自动武器火力之下。
日军战车部队也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抵抗。一些日军坦克试图分散开来，寻找包围圈的薄弱点进行突围。但这正中了第七军的下怀。在开阔地上，失去集群力量和步兵保护的零星坦克，更容易被m36远程狙杀或被“谢尔曼”小组围攻。
部分陷入疯狂的日军坦克兵，驾驶着坦克，开足马力，径直向第七军的坦克阵地冲来，企图进行自杀式撞击。然而，在它们靠近之前，往往就被多辆“谢尔曼”的集中火力打成了火球。
随着油料耗尽或者机械故障，越来越多的日军坦克瘫痪在战场上。坦克手们被迫弃车，有的试图徒步突围，大多被射杀或俘虏；有的则在车内引爆了手榴弹或剩余的炮弹，进行了自毁。
就在第七军的装甲铁锤猛砸日军核心的同时，梁卫国的暂编第六军，如同坚实的铁砧，牢牢地钉死在日军的侧翼和退路上。他们用残存的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拦截试图徒步逃窜的日军散兵，并巩固着刚刚夺回的阵地，防止任何一丝日军漏网的可能。他们的存在，确保了这场围歼战能够完美收官。
当最后一辆还能开动的日军坦克在数辆“谢尔曼”的围攻下化为一堆燃烧的废铁，当战场上再也听不到日军坦克引擎的轰鸣和炮塔旋转的摩擦声，北线的战斗也终于接近了尾声。
第七军的坦克和步兵开始清理战场，确认战果。遍地都是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它们以各种扭曲的姿态瘫在焦黑的土地上，有的炮塔被掀飞，有的车身被彻底洞穿，有的还在噼啪作响地燃烧，空气中弥漫着橡胶、钢铁燃烧和尸体焦糊的混合怪味。幸存的日军坦克兵俘虏，满脸烟尘，眼神呆滞，被集中看押起来。
北线战场，就此恢复了平静。日军寄予厚望的战车第三师团主力及其增援的独立战车旅团，在此役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装备和技术兵员的损失是日军难以承受的。这场钢铁与意志的较量，最终以中国军队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而告终，也为整个豫西鄂北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日军东西两路援军（第13、第39师团）在得知被围友军全军覆没后，士气大跌，且自身在第五战区部队的持续阻击下也已伤亡不小，锐气尽失，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撤退的命令。
“追！”
李锦的命令简洁有力。
刚刚经历血战、尚未来得及休整的驻印军主力，以及第五战区部分尚有余力的部队，未作停歇，立即如同绷紧后再次释放的弓弦，转入了迅猛的追击作战。李锦的命令清晰明确：“以最大之压力，迫敌溃退，以最小之代价，予敌最大之杀伤！”
日军的撤退并非井然有序，尤其是在得知两个师团覆灭后，士气低落，撤退途中难免出现混乱。这为中国军队的追击创造了绝佳战机。
周振邦指挥的炮兵群，展现了极高的机动性和反应速度。侦察兵和前观人员紧随追击的先头部队，不断报告日军行军纵队的位置。炮兵们则迅速在公路沿线选择新的发射阵地，对日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如狭窄的隘口、桥梁、河流渡口，实施精准的拦阻射击。
有时，炮兵会打出一轮轮“徐进弹幕”，炮弹的落点如同移动的栅栏，紧咬着日军后卫部队的脚跟，将试图建立阻击阵地的日军炸得人仰马翻。
当发现日军车辆或人员聚集点时，105mm乃至155mm榴弹炮会进行一轮急促射，瞬间将其化为火海。m7“牧师”自行火炮更是凭借其机动性，敢于前出到更危险的位置，对日军进行直瞄或半直瞄射击，效果显着。
楚南河的第七军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突击能力。以连、营为单位的装甲特遣队（由m4“谢尔曼”坦克和搭载装甲步兵的m3半履带车组成），沿着公路网快速突进。
他们并不总是从正面强攻日军严阵以待的后卫阵地，而是利用其机动性，寻找日军行军队列的侧翼，如同一把把热刀，猛地切入！坦克用机枪和火炮横扫行军队列，半履带车上的步兵则下车作战，将日军的行军队列切割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对于已经完全失去组织、溃散的日军小股部队，坦克甚至直接碾压过去，履带下血肉模糊，场面极其震撼，也彻底摧毁了残敌的抵抗意志。
王大山手下的特战小队（包括江枫、陈默所属单位），在这场追击战中化身为无处不在的“幽灵”。
他们利用速度，渗透到日军纵深，专门寻找并袭击日军撤退部队的临时指挥所、电台车和通讯枢纽。一次精准的伏击，可能就让一个日军大队失去指挥，陷入更大的混乱。
他们重点关注日军的后勤车队和野战医院。炸毁运载油料、弹药和食品的卡车，远比消灭几十名步兵对日军造成的伤害更大。袭击野战医院，虽显残酷，却极大地加剧了日军的恐慌和非战斗减员。
他们在夜间用冷枪狙杀日军的军官和哨兵，在日军营地周围制造声响，散布谣言，让日军撤退部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根本无法获得有效休息，体力和精神都濒临极限。
李锦身处后方司令部，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地图。他深知“归师勿遏”的道理，也明白己方部队在经过苦战后已成疲兵，后勤线也在拉长。
他为各路追击部队划定了明确的“终点线”，依托某条易于防守的河流或山脉。命令部队，一旦抵达此线，或遭遇日军有组织的、强有力的预备队阻击，立即停止前进，转入防御，巩固既得阵地。
他严令各军、师之间保持紧密联系，相互策应，绝不允许任何一支部队为了贪功而脱离主力，孤军冒进，以免被日军反击部队“包饺子”。
此次追击的主要目的，并非歼灭日军新的重兵集团，而是利用其溃退的混乱，最大限度地杀伤其有生力量，摧毁其技术装备，并收复之前被日军占领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为第五战区建立更有利、更稳固的防御态势。
追击行动持续了约一周。在这七天里，中国军队以高昂的士气和娴熟的战术，给予了撤退日军沉重的打击。当追击部队最终在李锦划定的新防线停下脚步时，他们身后是数十公里新收复的国土，面前是惊魂未定、损失惨重的日军。战场上遗留了大量的日军尸体、被击毁的车辆火炮、以及来不及带走的各种物资装备。此轮追击，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豫西鄂北会战的战果，更如同一场酣畅淋漓的收尾，彻底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让日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在此区域轻易发起大规模进攻。第五战区的防御态势，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巩固。
至此，豫西鄂北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此役，日军两个师团几乎被全歼，技术装备损失惨重，其战略进攻能力遭到沉重打击，在华中战场转入战略守势。中国军队，则通过此战，证明了其具备在正面战场上歼灭日军重兵集团的能力。
战后，重庆方面颁发了大量的嘉奖令。所有参战部队，从第五战区的阻击部队到驻印军的攻坚主力，均获得了表彰。阵亡将士被隆重追悼，伤员得到全力救治。
针对战功最为卓着的驻印军系统，奖励尤为丰厚：
李锦，指挥若定，功勋盖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声望达到顶峰。
孙立人、楚南河、梁卫国等高级将领，均获得等次最高的宝鼎勋章或云麾勋章。
王大山、周振邦、陈启明、张维扬、林风眠、徐文博等直属部队主官，以及陈默等一线战斗英雄，均按其功绩获得了相应的晋升和奖章。
所有参战官兵，均获得了额外的薪饷和实物奖励，士气空前高涨。
战役结束约一月后，正当部队进行休整补充时，一封来自重庆军政部的绝密命令，送达李锦手中。命令内容石破天惊：将中国驻印军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及所属有功部队，合并整编，成立一支全新的、高度机械化的王牌战略突击力量——【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机动兵团】(“擎天”兵团)，作为中央直属的战略预备队。兵团司令部设于后方重要基地，立即开始全面换装美械和为期三个月的强化整训。(虚构，请勿当真)
“擎天”兵团详细编成与主官任命如下：
总司令： 李锦 上将 （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全权负责兵团作战指挥和建设，晋升一级上将）
副总司令：
梁卫国 上将 （原第二集团军司令，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兵员补充、与地方协调及内部治安，其稳健作风确保兵团根基稳固。晋升二级上将）
孙立人 上将 （原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一军军长，主要负责部队作战训练、军事教育、战术研究及新兵整训，以其严苛标准锤炼部队战斗力。晋升二级上将）
楚南河 上将 （原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主要负责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建设与发展，以及未来大规模装甲突击战术的研究与演练，是兵团的钢铁拳头。晋升二级上将）
沈德威 上将：(原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二军军长，负责作战计划、防御体系构建与战场工事指导。发挥其“磐石”专长，负责整个集团军的作战预案拟定、战场勘察和防御体系的规划与验收，晋升二级上将)
参谋长： 陈瑜 上将 （原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经验丰富，思维缜密，负责协助李锦处理日常军务、制定作战计划、协调各部队行动。晋升二级上将）
副参谋长：
方维岳 中将 （原第一集团军副参谋长，精通后勤与参谋业务，分管后勤、装备与运输。与原后勤司令张维扬、装备部长徐文博紧密配合，确保庞大的美械装备和物资能顺利接收、分发并形成保障能力。）
周卫国 中将 （原新三军军长，因其在战役中出色表现得到重用，负责情报搜集与分析、作战计划拟定（尤其擅长奇袭与机动防御），并兼任兵团直属侦察单位指导。）
韩晓征 中将 （原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负责部队组织、人事管理、纪律监察及与军政部的联络协调。）
下辖各军及主官（全部换装美械，并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强化整训）：
1. 第七军 （装甲突击军，兵团核心打击力量） 军长：刘慧平 中将 （原第2装甲师师长，楚南河得力干将，精通装甲战术。）
2. 新一军 （王牌步兵军，擅长攻坚与山地作战） 军长：李鸿 中将 （原新38师师长，孙立人旧部，作风强悍。）
3. 新二军 （步兵军，攻防兼备） 军长：李军华 中将 （原新二军副军长，沈德威升任副总司令后，由其接任。）
4. 新三军 （步兵军，以灵活机动见长） 军长：方胜利 升中将 （原新三军副军长，接替调任的周卫国。）
5. 新四军 （由原梁卫国第二集团军主力整编而成，步兵军） 军长：刘晓 中将 （原梁卫国麾下得力军长。）
6. 新五军 （步兵军） 军长：梁飞虎 中将 （原第二集团军。）
7. 新六军 （步兵军，预留作为补充和预备单位） 军长：胡家豪 中将 （原第二集团军暂编第六军军长）
兵团直属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和升级：
炮兵司令部： 司令周振邦中将。下辖重炮师、火箭炮兵旅、高射炮兵旅，火力投送能力倍增。
工兵司令部： 司令刘毅中将。下辖多个工兵团、架桥团、筑城团，保障复杂地形下的机动与防御。
通信与电子战司令部： 司令林修远中将。下辖通信旅、电子情报旅、技术保障团，确保信息优势。
特种作战司令部： 司令王大山中将。下辖特战旅、侦察旅、心理战大队，是兵团的暗影利刃。
后勤与卫生司令部： 司令张维扬中将，卫生师长王明中将。建立起覆盖全兵团的现代化后勤与医疗救护体系。
政治部： 主任林风眠中将。负责官兵思想、宣传鼓动、战地文化及对敌工作。
设立装备与技术部，负责与盟军对接、新装备接收、训练与维护，部长由徐文博中将
新的“擎天”兵团，下辖七个齐装满员的军及直属部队，且全部换装美式装备，其规模和战斗力，在中国战场上前所未有。兵团司令部设立于后方一处相对安全、交通便利的区域，立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整训。
装备交接与熟悉： 大量的美式装备通过徐文博领导的渠道和盟军直接援助，源源不断运抵。各部队开始换装m4A3E8“谢尔曼”坦克、m36坦克歼击车、m18“地狱猫”歼击车（部分）、新式105mm、155mm榴弹炮、m2型60mm、81mm迫击炮，以及大量的m1加兰德步枪、bAR自动步枪、m3冲锋枪、m1919系列机枪等。官兵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新装备的操作、维护和战术。
2. 系统性整训： 在孙立人的总体负责和周卫国的具体协调下，全军展开了高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
基础技能恢复与提升： 补充的大量新兵需要尽快掌握美械操作，老兵则需要适应新装备带来的战术变化。
兵种协同训练： 楚南河与韩晓征重点抓步、坦、炮协同攻击演练；沈德威则组织步、炮、工兵协同防御演练。
参谋作业与指挥演习： 陈瑜领导参谋团队，结合华中战场经验，推演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战况，提升各级指挥官的决策能力。
特种作战强化： 王大山的特种部队获得了更精良的装备和更充足的员额，训练强度倍增，专注于敌后破袭、侦察引导、斩首行动等高端任务。
3. 编制优化与磨合： 新的军、师、团级编制需要时间磨合，各级指挥班子需要建立默契。梁卫国和方维岳确保了整编期间人事、后勤的平稳过渡。
作为中央直属的战略预备队，“擎天”兵团不再局限于某一战区，其兵锋所向，将是整个中国战场上最关键、最艰巨的节点。他们将是未来大反攻的先锋，是刺向日寇心脏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站在新设立的兵团司令部大楼前，李锦望着远处操场上正在紧张训练的官兵，心中豪情万丈，也深感责任重大。这支凝聚了无数心血、历经战火淬炼的雄师，已然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他知道，短暂的休整之后，必将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华中、华南，乃至更遥远的战场，都将是“擎天”兵团建功立业的地方。抗战的胜利曙光已现，而他和他的将士们，必将在这最后的历史篇章中，写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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